三种对错观
有这么一个问题，说：坏人A诱骗好人B进入C没有锁门的工地，B失足摔死了。
请问，这是谁的错？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通过九年义务教育长大的，第一反应肯定是A的错。
如果再懂点法律知识，甚至还知道这就是蓄意谋杀，根本没什么好谈的。
这就是典型的法学家对错观——证据指向谁，就是谁的错。
这种对错观非常好，甚至是我们走向法治国家的助推剂。
不过这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就是很难避免这种问题再次发生。
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没有上帝视角，你怎么知道这人到底是被蓄意谋杀的，还是真的失足掉落而死？
所以这时候经济学家就会站出来，说这是C的错。
你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这C也太无辜了。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我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那么怎么做即有效又方便实行呢？或者直白一点说怎么做成本最低呢？
显然让C把门锁好这个措施是最方便监控和执行的。
所以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惩罚了C，虽然大家会觉得他很冤，但大量的工地就会提高锁门的意识，从而导致这种事发生的概率下降。
这种对错观的视角，从直觉上去看，好像很不合理，但防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通常是政策制定者的思考路径。
但作为个人来看，不管是A的错，还是C的错，即便他们都承担了责任，对于B而言都毫无意义了，因为B无法起死回生。
所以这时候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商人就会说，这就是B的错
“什么？这人都陷害死了，还要怪罪于他？这都是价值观呀？”
我想此刻你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也是如此，不过细想一下，好像也很有道理。
就好像你正走在斑马线上，一个司机不顾红灯朝你撞开，你不能说，是他不遵守交通规矩，凭什么让我做出改变呀？
你这么说一点儿错都没有，但可能因此生命就没了。
所以你应该想我不让，我生命就没了，所以我不让就是我的错。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从个体利益出发去看对错观，并不是为了去惩罚谁，而是让自己做出预防的措施，是为了让自己行动起来。
总结一下，这里总共出现了三种对错观：一种是法学家的立场，证据指向谁，就是谁的错；一种是经济学家的立场，谁的社会总成本低，就是谁的错；一种是商人的立场，谁损失大，就是谁的错。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对错观
这三种对错观都有自己自洽的逻辑体系，所以没有优劣之分。但通常来说，屁股决定脑袋，你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思考方式。
所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对错观，不是那个更好，而是自己处于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我们是第三方的评论家，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法学家的立场，我们根据证据来决定是非对错；如果我们是政策的制定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经济学家的立场，让自己组织的承担的成本降低到最低。
但如果是你自己，尤其是将要失足摔死的时候，我建议你选择商人的立场——“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的损失最大”。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刘润老师说的，对此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做为个体生活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保全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如果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两个人都损失了。
那么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得有人做出改变，而想要人
改变，就得有动机。
而很明显，损失越大的人，动机才越强烈，所以应该由损失大的人做出改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改变是需要成本的，而损失更大的人能够承担更大的成本，所以也应该由损失大的人负责。
当然你可以说，我负责，但并不是我的错，我只是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而已。
但这会陷入到无尽的辩解和争执之中，你还不如说自己的错，
因为我的时间比他的值钱，浪费同样的时间，我的损失大——“谁的损失大，就是谁的错”。
我的感悟
这些思想来源于刘润老师的《底层思维》，里面还有很多观点让我大受启发。
就拿这个思想来说，让我再一次理解了菲兹杰拉德说的那句名言——同时持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
通常我们看待一个事物，只有一个立场，一个视角，所以也只有一种观点，然而事实上每一个人的立场和视角都不同，所以观点也不一样，甚至随着自己的立场的变化，也会形成不同的观点。
而当我们能够理解每个人立场和视角时，就更加能够理解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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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我都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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