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在外，却常常困惑于自己的故乡，可我又实在编不出除了上海以外的故乡。

我想自己是非典型性上海人。如何理解？那就先闭上眼，想象一下电视里，大街上，世俗偏见中那些典型的上海人。

事实上不少典型上海人祖上三代并非上海人。而我所知的极限，我的太爷爷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在这块土地牵引着耕牛。

我所成长的地方，曾经叫南汇县，后来升级成南汇区，再升级，不是南汇市，反而成了浦东新区，消失了。

行政概念不在了，可是包括我在内的，夭折了故乡的人，不管在那里，还是在这里，都仍在呼吸。吸进的空气就算纯是他人故乡的味道，吐出来的，哪怕万分之一，也多少带一点南汇的味道。这味道，上海人闻起来，多少有些乡土气吧，尽管闭上嘴堵住了心里那句”乡下人”。

儿时的我们，还没来得及上地理课，总以为上海是一个有点远的，可怕的大城市，却又忍不住无限向往。有时候，在大人的交谈中，也会猜测，浦西是另外一个跟上海一样大的城市。

因为从来没有跟上海孩子接触过，却完全能听懂电视台的方言节目，所以不知道我们口中的，是上海人称为“本地话”的语言，而我们，也是他们所谓的，“本地人”。

本地，本地……多年之后，当我第一次听说太爷爷和他的耕牛时，才幡然醒悟，他们形容的，还真不错。可这又给我带来一个至今都无法解决的自相矛盾的问题，那么现在的上海人，是外地人？

毕竟困惑，是自己的。而上海，是他们的。

直到17岁，我们的主要语言还是本地话。有人在课后说普通话，大家还会讥讽他，又开国语了。可是同一年之间，因为去松江上大学的缘故，我才意识到那几个相同的字的不同意义。上海，是他们的。

同一个问题，在我们家一起长大的孩子里，有三种解决方式。

有一类，天经地义地保持着这份乡土气息。在上海市中心的中心的大马路上，也可以敞开嗓子，用本地话大声讲电话。这是我最佩服的，没有自信，绝对无法如此自我认同。

另一类，必须要融入他们的上海。还是打电话，听到明显的口音，我会悄悄他们捏捏一把汗，尽管他们自己以及电话那头的人，也许根本没意识到。可是如果完全听不出他们电话中的口音，我便更紧张了。直到他们挂断后，蹦出来一句本地话，我才抖抖身子,撒下满地的鸡皮疙瘩。但至少，我要佩服他们甘于舍弃部分自我的勇气。

而自己，是我最看不起的。

耻于说本地话，羞于说上海话。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对语言格外敏感。粤语，四川话，湖南湖北，山东山西，北京东北，各地口音我都能准确定位。英语，法语，西语，葡语，我也能成功分辨。许多老外反馈，我在外国人中是英语口音最标准的。甚至在别人的土地,用别人的语言,说着最没有口音的机场广播,方便每一个有各自口音,不一定能听懂带有他方口音的旅客.可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我是个胆小鬼的事实。

我的选择，是逃。

这许多年来，我的本地话早已退步到几乎忘却。除了跟外婆还能结巴说几句“饭吃了吗”之类无关痛痒的话，连跟父母都只能用普通话沟通。当然母亲有急切表达欲望时候还是会用飞快语速甩我一脸本地话。而我只能用一句广东话来形容自己的无奈，“识听唔识讲”。

可是我知道，我还是我，我不是他们上海人。

曾经语文老师是大连人，保持了十几年的联系。我走了，她留了。当然她的留，对于她而言才是走。偶尔跟她发几句语音，我瞬间就捕捉出她的普通话中本地话的语调。她腼腆地说，“哎呀，他们总笑我学了满口土话。”由是我想起，我并不会排斥潮州话，惠州话，而我认识的很多广州人却会格外敏感。

在我生活的美国东南部，我也渐渐学会分辨非裔，拉丁裔口音。这些形形色色的本地话，在正统美国人心中，也许是要保留意见的，可我却觉得尤其可爱。

在这里，我可以听着别人的本地话，感受别人的奋力和无助，而不必用自己的薄脸皮去直面那些本该平等的字眼；我可以去默默同情他们，而不必让他们知道我在同情他们。

恰恰在这个充满歧视的国度，我却学到了如何不去歧视。在这里，大街上到处能见到残疾人，甚至残疾是一种极大地优势。我时常想，脑残算不算残疾，好想凭此弄一个残疾证，方便停车。

刚来的时候，总是忍不住上去扶一把。所幸自己还是那个胆小鬼，只敢想不敢做。否则很有可能结果是被人一把推开。

尊重残疾人的最好方式，是把他们当正常人。他走路慢，就让他慢慢走。他没有手拎，就让他用嘴提。他是谁，就让他是谁。因为不管他如何，他还是他，他就是他，他也只能是他。

而我也只能是我。别人问起来，只能回答“上海人”的我。因为我的故乡，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