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让我们一同聆听熊毅老师讲述周安王十五年发生的第二件重大事件——魏文侯离世，魏武侯即位。经学者考证，司马光在时间记载上存在偏差。实际上，在周安王十五年时，魏文侯早已辞世多年，魏武侯也已即位数年，吴起更是离开魏国，转投楚国。不过，相较于具体年份，其资质意义并非关键所在，远不及魏武侯与吴起的一段对话重要。
作为代表人物，吴起竟大谈儒家热门词汇“德”。《资治通鉴》多年来多为浮光掠影式的记述，此次终于浓墨重彩地着笔描述。司马光如此安排，是因为魏武侯与吴起的这段对话，于他而言，既蕴含着千古流传的资质精神，又具有迫在眉睫的现实意义。
司马光将魏武侯与吴起的这段著名对话置于周安王十五年。倘若魏武侯在这一年刚刚即位，确实有必要找机会与吴起这样的资深重臣增进情谊。原文如下：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
当时，魏武侯泛舟于西河之上，沿途欣赏着刚刚继承的壮丽山河，内心激动难抑，他对身旁的吴起感叹道：“如此雄伟的高山大河，堪称天然的坚固屏障，美不胜收，实乃魏国的无价之宝！”吴起却对此持有不同见解，他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在德不在险。”意思是，唯有高尚的品德才配被称作国家的宝藏，天险并非至关重要。接下来，吴起援引历史经验来论证这一命题。这段古文优美且雄辩，格外振奋人心。原文如下：“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
吴起一连列举三个事例：其一，古代三苗氏，西边有洞庭湖，东边有彭蠡泽，天险完备，然而却不修德义，政治腐败，最终被大禹所灭；其二，大禹的后人夏桀，统治着广袤疆域，东有黄河、济水，西有华山，南有伊阙山，北有羊肠坂，天险充足，却不修德义，政治昏暗，被商汤放逐；其三，商汤的后人纣王，拥有辽阔版图，西有孟门山，东有太行山，南有黄河，北有常山，天险俱全，却不修德义，政治败坏，结果被周武王所灭。由此可见，国家的宝藏在于德，而非天险。吴起最后总结道：“倘若君主您不修德政，那么别说远方的外邦，就连眼前同船之人都可能成为您的敌人。”
虽说魏武侯认同了吴起的观点，但这段对话的真实性着实存疑。毕竟，吴起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为达目的常常不择手段，其个人品德在当时的主流社会中饱受诟病。这样一个人却大谈德政，难免让人感觉自相矛盾。即便所言句句在理，从吴起口中说出，恐怕也只会招来他人反感。难道是因为吴起这些年功成名就、顺风顺水，儒家的高姿态又回归了？倘若这些话真是吴起所说，那他所理解的“德”，肯定与纯粹的儒家观念有所不同。儒家讲“德”，是将“德”视为目标本身，故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在所不惜。而吴起所讲的“德”并非目的，而是手段。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吴起的话：想要基业常青，“德”是至关重要，甚至是唯一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吴起看来，基业常青才是目的，“德”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德”在这里并非道德层面的意义，而是工具意义。从工具意义上讲，吴起所谓的“德”应该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因素，说白了，就是凝聚力，与道德层面的“德”并无必然联系。任何一个家族、国家或企业，凝聚力越强，生命力也就越旺盛。这样的“德”基本等同于孟子所说的“仁”，与“在德不在险”这一命题相符，也呼应了孟子的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那么，如何增强“人和”程度，或者说提升凝聚力呢？最推崇德政的儒家有一个经典原则：“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意思是，统治者切不可与民争利，要藏富于民，多给民众实惠。当然，这只是高度概括后的原则，具体实施起来并非易事。毕竟，若单纯靠散财就能提升凝聚力，那基业长青的人必定都是最慷慨大方的人了。事实上，统治者倘若仅仅做一个善财童子，反而会徒增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就像一位一心想以财服人的公司老板给员工增发福利，这本该是员工眼中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毕竟有总比没有强。然而，人心并非如此简单。张三会留意李四拿得比自己多，李四则会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凭什么只比张三多拿一点点。总之，大家各怀不满。即便福利平均分配，也会有不少人抱怨老板不公平。
所以，即便老板坐拥金山银山，单靠散财也难以获得凝聚力，反而容易导致人心离散。这意味着在散财的同时必须保证公平。但所谓的公平主观性极强，你所认为的公平未必是我所认同的公平。这对统治者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他们必须动用一切宣传资源来统一价值观。
这仍远远不够，还需构建申诉渠道与评审系统。即便我们假定这一切均已做到尽善尽美，凝聚力就必定会增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民间谚语所蕴含的智慧：“升米恩，斗米仇。”给予的恩惠过多，对方往往不但不会感恩，反而会埋怨给予得不够多。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早已洞察这一规律，他指出，人们宁愿因伤害他人而支付补偿，也不愿因接受他人的恩惠而予以报答。因为报复他人能带来快感，属于正面情绪，而感恩却容易造成心理负担，属于负面情绪。当我们洞悉这一层后，再回顾“财散则民聚”这句话，就会发现，从财散到民聚，其间的道路实在太过漫长，存在太多令人担忧的不确定性。那么，统治者究竟该如何修德，远非一句“德不在险”这般简单。“德”这一宽泛的概念，实则涵盖了无数内容，也暗藏着无数矛盾。唯一不变的是，统治者对德的需求，本质上就是对凝聚力的需求。任何一位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或管理者，都能深切体悟到凝聚力的重要意义，周朝人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来审视周朝那些核心政治手段，即便看似与凝聚力毫无关联，实则都在暗中指向凝聚力。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周朝所谓的“国之大事”。在古人眼中，国家大事仅有两件：一是祭祀，二是打仗。祭祀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能借助强大的仪式感凝聚人心。可打仗为何也具备同样的功效呢？
诚然，战争无疑是国之大事，这一点毋庸置疑。《孙子兵法》开篇便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旦在关键战争中战败，就可能面临国破家亡的结局。但这只是军事家的考量，并非政治家的思路。在政治家看来，即便天下太平，或者潜在敌人都已被消灭，仗依旧要打——打“政治仗”。之所以要如此谋划，是因为人总是通过与他人的对比来界定自我。 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必须先有“你”的概念，才会相应地产生“我”的概念，进而通过“你们”来定义“我们”，这便是人的心理定式。周朝人早早地意识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那么，忧患从何而来？显然，最好的忧患就是身边有虎视眈眈的敌人。这意味着，即便有能力消灭敌人，也不应这么做。毕竟，一旦没了敌人，人们可能就会在安乐中沉沦。而且，斗争是人的天性，一旦没了外敌，内部很可能就会发生内讧。所以就算没有真正的敌人，也有必要“制造”敌人。
如此一来，打仗便成为一件必不可少的社会活动。有敌人时，自然要打仗；没有敌人时，为了保持忧患意识，维系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也应该制造敌人，营造团结紧张的氛围。敌人或许并非实际存在，但却不可或缺。毕竟，共同的“恨”往往比共同的“爱”更能凝聚人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霍弗的话：“在所有可以促成团结的催化剂当中，最容易运用，也最容易得到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海涅说过共同的仇恨所能做到的事情，就连基督教所宣扬的爱都无能为力。”
回顾历史，诸多细节耐人寻味。据史家考证，周安王十五年时，魏文侯实际上早已离世，魏武侯已然继位多时，吴起也早已前往楚国。然而，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却将魏文侯薨逝、魏武侯即位以及二人与吴起的那段对话置于这一年。
追本溯源，这段内容具有非凡的历史价值。当时，魏武侯在西河乘船巡游，望着壮丽山河，感慨其为魏国的珍宝，吴起却直言：“国家之宝，在于德政而非天险。”他列举三苗氏凭借洞庭、彭蠡之险却不行德义，最终被大禹攻灭；夏桀坐拥河济、泰华等地利，南有伊阙、北有羊肠之固，却因不行仁政，被商汤放逐；商纣据守孟门、太行等要冲，北有常山、南有大河之险，因不修德政，被周武王诛杀。以此告诫魏武侯，德政才是立国的根基，若君主失德，身边之人都会背离。
司马光所看重的正是这一深刻的治国理念，即便时间存在偏差，仍基于这段内容所承载的深厚历史智慧，将其郑重保留。如此一来，后世统治者便能借此了解古人在面对江山社稷时，是如何透过表象的山河天险，深入探寻德义的关键作用，进而在王朝的兴衰更迭中，审慎抉择，避免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