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1813小时，第1754日
阅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从社会学观点而言，则问题毋宁是：在一个团体里，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是，那些介入共同体行动（ Gemeinschaftshandeln ）的人，尤其是那些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权力的人，不仅主观上认为某种规范具有妥当性，并且实际依此而行——换言之，他们自己的行为即以这些规范为准则——的可能性（ Chance ）究竟有多大？此一差异也决定了法律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从法诠释学的角度来说，法规的经验妥当性是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尚待确定的只是其逻辑的严整性——所有这些法规应该能形成一套逻辑上首尾一贯的体系，换言之，没有任何内在矛盾之处。
由于对利益均衡的一致要求，在任何场合都会有分配的需要。此外，对于财货与劳务——基于实质的共识（ Einverständnis ）——实际上被这些处分力所利用的情况，我们也称之为“经济秩序”。
根据我们一般的定义，决定秩序之“妥当”与否的，乃是秩序与行动之间的“导向”关系（ Orientiertheit ），而非对秩序的“遵守”（ Befolgen ）。
一个秩序之妥当性得以实现，其间无疑涉及许多复杂的动机。只有在为了“秩序本身”而有采用强制手段（“法强制”）之可能性时，我们才称此一秩序为“法律”。
只有在法强制是经由政治共同体特有的——通常都是直接诉诸物理性的——强制手段来执行时，换言之，即由国家来加以保障时，我们才会用“国家法”（ staatliches Recht ）一词。
强制保障的“法律”之一个——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相当重要的极端例子，可见之于近代的政治共同体（拥有自己“法律”的宗教共同体也一样），此即法律的保障者乃是一个“法官”或某些其他的“机关”，原则上必须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仲裁者，而非一个与当事人某方有“个人”关系的人物。
“法律关系”一词将用来指涉下述情境：一个权利的内涵乃是由关系所构成，换言之，由具体的人——或者是能由具体标准所界定的人——所采取的实际的行动或可能的行动。一个法律关系中所包含的权利，可能会依实际发生的行为而有所变化。就此而言（即使是在一种假设性的、极端的例子里），就算支配者个人被视为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利，而所有其他人的机会皆萎缩至仅仅是支配者之“行政规则”（ Reglement ）的反射，“国家”仍可被视为是一种“法律关系”。
一切的民俗学经验在在显示出，新秩序的最重要泉源毋宁是来自个人的影响，这样的人能够体验一定性质的“异常”状态（从今日的治疗学的立场看来，不少——但绝非总是或通常——被认为是“病态的”），并且基于此种体验而影响到他人。
纯就“概念上”而言，“国家”对于经济来说，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是必要。然而，不管怎样，一个经济体系，特别是近代形态的经济秩序，若缺乏具有极为特殊性质的法秩序（而且实际上只可能是一种“国家的”秩序），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
以近代交易的急速性而言，确实需要一种迅速且确实运作的法制，亦即在最为强而有力的强制力保障下的法律。尤其是，近代经济，由于其特质之故，业已消灭了曾作为法律担纲者、亦即提供法律保障的其他团体。
在普鲁士 1860 年代的“宪法斗争”时期，当时自由派占多数的议会反对增强军备的议案，故而拒绝承认预算。国会被解散后，自由派在改选的国会里势力反而增强。此时，国王为免退位，反而任命俾斯麦为首相总揽政权来对抗国会的多数派。对于这个问题，韦伯有如下的说法：“立宪制的权力划分是一种特别不稳定的结构。如果一个宪政上需要达成的协调无法做到时，如预算，将会有什么变化？此一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决定实际权力结构的因素中去发掘。英国国王如果在今日还想不依靠预算来统治，那么他就得冒着失去王冠的危险；而普鲁士国王则不然，因为在革命前的德意志帝国里，具支配性的是王朝权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