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古代也一直延续着“文学”与“文章”两大概念，需要我们对它们的意义演化有所了解。“文学”一语在先秦文献中首出于《论语》，原文如下：“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刑昺疏曰：“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的论说：“文学，谓善先王典文。”二者对《论语》中“文学”的认识虽然阐释的话语不同，但是意义相通，即《论语》中的“文学”指对先王遗文的学习与掌握。后世“文学”的意义延伸就是由此义生发出来，其意义引申所指多是与儒家相关的经籍学问，或是道德修养的学习掌握。先秦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对“文学”二字也多有涉猎，他对于“文学”的看法在“积”，也就是“积学问”。在《荀子·大略》篇有云：“人之于文学也，如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仪，为天下列士。”从中可以看出，荀子认为“文学”是对人的琢磨，而《诗经》中的琢磨，在荀子眼中就是学问，这类学问主要包括儒家所尊奉的典籍并以此所带来的学习修养，与先王之典籍和制度相关。那么“积文学”的意义就是对这种学问进行学习以达到修为身心的目的。另外先秦时期《韩非子》《吕氏春秋》两部著作都提到“文学之士”，前者涵义代指儒者，那么“文学”之意义就是儒家尊奉的典章制度的学问，而后者涵义主要是指研习儒家所尊先王典籍制度的儒者，二者对“文学”的阐释意义其实相通相联。有汉一代，“文学之士”的提法在史籍内部越来越多，多与“方正、贤良”之词组合，所以“文学之士”同“文学”的涵义与先秦时期大体相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成为一种官职职称，据《宋书·百官》记录，“晋武帝初置师、友、文学各一人。师即傅也，景帝讳师，改为傅。宋世复改曰师。其文学前汉已置也。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也。”里面很明确的说明“文学”乃官职的称谓，这种认识在唐人杜佑《通典》中更有详细的史料说明：“汉时郡及王国并有文学，而东宫无闻。魏武置太子文学，自后并无。至后周建德三年，太子文学十人，后省。龙朔三年，置太子文学四员，属桂坊。桂坊废而属司经。开元中，定制为三员，掌侍奉，分掌四部书，判书功事。”显然，在这段内容中“文学”是一种职位。

《考工记》中有言：“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故而“文章”首先是指图案的纹路或者色彩的交错，包括刺绣与绘画。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文章”本义多与“黼黻”连用，如《荀子·非相》记载：“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再如《史记·礼书》记载：“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这种用法在魏晋以后依然普遍存在，“黼黻文章”有一种浓重的礼乐制度意味，那么“文章”一词实际上是礼乐制度的形式表现。这是其本义之外普遍使用的一种引申义。“文章”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鉴于《考工记》为“文章”本义，那么此处的“文章”必然为另一个引申义，即言行之条理。要注意此处含义不能理解为“所著之文”，因为《论语》中提到过孔子“述而不作”。不过，理解为“言行之条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向笔墨所属之文靠拢，有学者认为伴随这一发展的中介环节可能是“言为文章”，在先秦典籍当中最早将两者联系起来的著作为《诗经》，“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不过此时“言为文章”的用法并不多见，到了汉代，“言”与“文章”的联系逐渐增多起来。如“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于天下。”再如“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些都在说话的范畴内与“文章”一词相联系，如此，也助推笔墨之文章意义的生成。而“文章”观念的真正兴起，当应在后汉。在《后汉书》中出现了大量“能文章”“善文章”“好文章”“有文章”的表述。例如“章字伯向。少好学，有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再如“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这足以说明“文章”作为“笔墨之文”的概念得到普遍使用。要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章”作为各种书面文本总称的概念较稳定的形成下来，并在以后一直延续。

“文章”观念产生以后，以儒家典籍的学习为中心的“文学”观念，自然与“文章”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的重要一环是，“文学”也经常包含“文章”之义。其实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后两者的概念之间有了更多的交集。与先秦两汉联系起来，会发现“文学”一词多指人而并非作品。这主要体现在相关史书中为此类“文学之士”作传的《文学传》中，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发端最早，其后史书紧随其后。比如在《祖冲之传》中，全文记载了祖冲之想要改进何承天历法而对上呈送的表文，表文以儒学理论为基础，但表文末尾萧子显也写到了祖冲之关于儒家经典的著述。萧子显在《文学传》中说：“史臣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但为文者并没有进一步说明针对本传中的这些人物，而是列举了大量诗赋家，这其实与“文学”交缠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比《南齐书》稍早一些的《世说新语》中就已经涉及这一领域了，不过其“文学”篇，包含的“文学之士”，有儒、道、佛这些方面的学者，其后有诗文家和辞赋家。这些都足以说明“文学”与“文章”两大观念之间的交缠。唐代姚思廉在所著《梁书》《陈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文学”与“文章”的关系。在《梁书·徐摛传》中有言：“会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捨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其中“文学俱长”指明“文学”有“文”与“学”两重涵义。而《梁书·文学传》也提到“文兼学者”，《陈书·文学传序》亦有“学既兼文”的提法，这样两部史书其实很好地说明了“文学”兼指“文章”与“学问”两方面。其中“学问”的意义主要指儒家典籍制度的学问，而不是泛指。他在《陈书·文学传》结语处写道：“夫文学者，盖人伦之所基欤？是以君子异乎众庶。昔仲尼之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于文学，斯则圣人亦所贵也。”

但“文学”与“文章”的差别又是明显的。陈寿所撰《三国志·刘邵传》里提到“文学之士”评价刘邵为“推步详密”，“文章之士”评价刘邵“著论属辞”，这就足以说明两者的区别：“文学”重在学问，“文章”重在辞采。由于两者的这种显著区分，所以不是“文学”观念而是“文章”观念突出形式因素成为有关写作的核心。既然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之义是一种学问，而每一种学科都是一种学问，那么“文章之学”是为“文学”范畴中的一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文学”一词实际上并未与文体发生联系，与文体发生联系的其实是“文章”。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文论其实就是关于“文章”的理论，“文章”一词是指既包括古文又包括诗赋在内的文本著述，在中国古代文论当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证据，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章”理论，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看法提高了“文章”的地位，并直接推动了两晋南北朝“文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陆机《文赋》将“文章”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这样看来，“文章”既包括韵文（韵文是讲究格律的，甚至大多数要使用同韵母的字作句子结尾，以求押韵的文体或文章。与散文相对，如诗、赋、词、曲和有韵的颂、赞、箴、铭、哀、诔等。韵文字数有长有短。），又包括散文（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 散文一般字数较长。古代韵文指有韵的文体。）。到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他在文论中也多言“文章”，《文心雕龙·序志》中有言：“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文心”之“文”在刘勰眼中也是指“文章”。而汉魏六朝的骈文（始于汉、魏，兴于六朝，后来多用四字、六字成句，故又称之为“四六文”。该文体词句讲究整齐对仗，重视声韵的和谐和词藻的华丽。）取向又产生了文笔、诗笔之分，尽管文、笔合称文章，但是文笔之分的结果却是诗歌占据文章主流。到了盛唐时期，“文章”一词专指诗歌，而排除了散文，到了中唐古文运动以后，“文章”一词又多指“古文”，将诗歌除外。但“文章”一词，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说，既包括诗歌又包括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