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六月，东莞的暑气已如湿重的棉被，严严实实地捂住了每一条街道。
妈妈的脸色让我明白，妈妈显然有些受不住这南国的蒸烤，想着她的心脏原本就不好，一问，果然，有些胸口发闷，喘不过气。
妈妈的健康，是悬在我心头最弱的一根线。好在收到小子的满月照片后的婆婆，心头的执念终于松动，在前些天与先生的电话中终于松了口：“我不强求了，我去东莞带。”
这消息本该是双倍的宽慰，可现实却横亘出一道窄门。先生上班很忙，根本请不到假，于是，这趟西行的漫长旅程，便落到了我一个人肩上。
小子八十天时，我将小子暂时交给妈妈一个人照顾，出发。
从东莞到四川，地图上是一段距离，生活里却是一场对耐力的考验。那时候条件有限，买不起机票，只能带着婆婆坐绿皮火车，一来一回，就耗去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婆婆晕车得厉害，从小城坐到成都，我找了把椅子让她坐下休息一会，她竟晕得坐不稳，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去。
这一趟从成都到广州的火车，坐了三十多个小时，我带着婆婆，扛着行李，完成了一次女汉子的“出征”。
这一个多星期，不是旅途的风景，而是身体与意志的双重消耗。我像一枚陀螺，在出发、颠箥、等待、再出发的循环里旋转，睡眠被切割成无数碎片，连轴转的疲惫让世界都变得有些失真。
当我和风尘仆仆的婆婆终于站在东莞的出租屋门口时，她老人家脸色蜡黄，坐在行李箱上，许久没有说话。
我知道，这漫长的旅途，对她这个不常出远门、又晕车厉害的人来说，何尝不是一场苦役。
我扶她进屋，给她倒上温水，看着她稍微缓和了一点的神情，心里满是歉意。
小家伙在摇篮里咿咿呀呀，浑然不知这几天，我和他的奶奶经历了怎样一场跨越千里的跋涉。
婆婆尽管晕得厉害，进屋一看到孙子，还是立马来了精神，笑得很开心，然后伸手从摇篮里想要抱起小子。
一大一小就这么看着，大眼看小眼，大眼笑眯眯，小眼傻愣愣。
大概是血缘使然，也或者只是想要够点东西在手上，小子伸出小手，不停地刨，没够着。
婆婆晕得厉害，暂时还不敢抱，就把头伸过去，结果就挨了一个小巴掌。“哟，小家伙力气倒不小。”婆婆的话音刚落，头发就被扯住了。
这下不得了了，“哦，哦......”小家伙如胜利的英雄般欢呼不止。
“你个臭小子，这可是奶奶，怎么可以欺负。”我立即上前，从小手里将婆婆解救出来。
有了婆婆的教训，我们再抱他时，再也不敢把头靠得太近。
等婆婆完全从晕车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精神好起来了，我才惊觉，窗外的阳光已有了不同的温度，小家伙的百天之喜，就在眼前了。
那一个多星期的绿皮火车，连接起的是两个母亲的理解与退让，是异乡与故土间一次艰难的握手。它消磨了我许多体力和时间，却也成全了一家人最初的安稳。
百天宴上，看着婆婆与小家伙之间越来越熟悉，看着妈妈眼中的不舍，先生举着酒杯向我示意，那一刻，所有的奔波劳碌，都沉淀为一种名为“值得”的滋味。
这段往事，连同那个夏天东莞的酷热、四川盆地的潮湿，以及车轮滚滚向西又向东的记忆，都已融入小子的百天史诗中。
它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朴素的道理：爱的抵达，有时需要穿越千山万水的疲惫，需要用身体丈量距离的代价，方能换来一家人真正意义上的团圆与相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