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兵班长上任不久，我们班就接到了一个新任务——打瓦。
接受此任务之后我才知道，师长批评我每次只能扔一块的那种大水泥瓦，原来就是我们师自己生产的。生产者是唐山农村的民工，具体是什么村已说不准，模模糊糊觉得叫“骆各庄”。
听说，师里是用20匹好马，才换了他们8台制瓦机。由于制瓦机简陋得简直不能称其为“机”，所以人们都认为，是那些看似忠厚其实很狡黠的农民，哄骗了看似精明其实很傻帽的军人。
用那样简陋的设备，就能制出那么高质量的水泥瓦，确实需要高超的技术。所以师里还得把这些农民请来，由他们操刀制造，工钱自然不能少给。
也许是被农民兄弟捉了大头，师里的领导不太高兴，也许是师里领导高瞻远瞩，有长远发展的打算，他们决定让知青尽快掌握此独门绝技，以便取而代之。
我们七班就有幸担当了此项打入“敌人”内部，偷取技术情报的艰巨任务。
连干部动员后，我又激动了。掌握了此独门绝技，我将成为六师制瓦业的元老，在六师建设发展史上，留下一笔。我立即表示，一定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
第二天，基建科的人就带着我们班去了瓦场。瓦场位于师部医院的东北角，与医院仅一路之隔。那儿有一个兵团特有的圆形厕所。
瓦场是一排南向完全敞开的棚子，只有最东边的一间垒了土墙，装了门窗，用于存放水泥。其余的被放瓦的架子隔成了8间，每间里放着一台制瓦机。每间棚子的南边都配套地砌了两个泡瓦的池子。池子不到一米宽，大概有四五米长，深约半米多。池子南边的空地，码放着一摞摞的成品瓦，堆着一堆堆的沙子。有民工正在砂堆边上筛沙子。
基建科的人先引见我们认识了民工的工头。工头姓张，三十多岁的样子，一米七左右，略胖，留着背头，穿军便服，大脸盘上堆满了笑。虽然身上还有农民的影子，但与打瓦的那些庄稼汉们已明显不同，更像走南闯北的老江湖。他带着我们边走边看，用唐山话热情地介绍着情况。
瓦场的每个工棚里，都有两个民工在打瓦。一个在制瓦机上，用压杠压刮混凝土，使之成型。一人则将成型的瓦取出，修齐四边后，放到架子上等待凝固。
民工们技术确实娴熟，打瓦就像表演。铸铁的压杠在他们手里就如同厨师的擀杠，两压三推，就打好一块。修瓦的，手托压在铸铁模板上湿水泥瓦，就像托着一盘小菜，转动轻松自如，他眼花缭乱地用刮刀修了几下，瓦坯就变成了瓦头光滑的准成品（只剩下养护）。
工头看我们都表露出惊叹的神情，颇有几分得意，说很快就能教会我们。
可干活的民工，似乎没有工头那么热情，不但对我们不理不睬，眼神中还流露出猜疑和警惕。
班长长兵和张工头协商后决定，我们班的人也两人一组，跟着技术好的民工师傅学习。
此时我们班共有8人：长兵、大钧、我本人、大尹、大邓、大友、大峰、大民。我和大邓分在了一组。
我们这组的两位师傅都在30岁上下，年长一点儿的总是一脸冰霜，好像在与什么人打官司。年轻一点儿的要热情些，偶尔会和我们说些闲话。
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是张口闭口都叫师傅，可他们似乎并不喜欢我们这些徒弟，很少和我们谈论打瓦的技术问题。
师傅给我们安排的任务主要是备料和配料，实际就是给他们当小工。
备料有两项工作，一是筛砂子，二是拉水泥。砂子由基建科安排的汽车拉到瓦场。
配料就是将筛好的砂子与水泥按照3：1的比例翻拌均匀，再加水和好。好的标准是，看似松散，但抓在手里能成硬团。
在备料和配料间隙，我会站在师傅旁边，细心观察，用心揣摩。制水泥瓦毕竟不是造原子弹，没有什么太神秘的东西，我很快就弄清了制瓦机的原理。
制瓦机的主体是个一米见方，深30公分的木槽，木槽由四根高50公分左右的木腿支撑，木腿之间有横牚相连。木槽正中有一个活动支架，用于放置托瓦坯的模板。活动支架两侧有铸铁滑轨，滑轨的轨道为半圆形。压瓦的工具是一个两头有手柄的压杠，压杠两侧的半圆凹槽与滑轨的半圆轨道非常吻合，保证了它能沿着滑轨平稳推拉。压杠中部有与模板波形凸起对应的凹槽，保证了它压出的瓦坯，既符合设计的形状，又厚度一致。放置模板的活动支架，通过连杆与木槽下边的脚踏板相连，踩住脚踏板使支架升起，就能将压好的瓦坯取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完全了解了制瓦的流程。它大体分为四步。
第一步是上料。将和好的水泥砂子灰，用铁锨铲入制瓦机的木槽备用。
第二步是压瓦。先在模板上涂抹一层薄薄的废机油，以防止凝固后的瓦片粘在模板上。再用两把桃形铲，将砂子灰铲到模板上，铺均拍匀。然后用压杠分段压实。压实后将压杠贴紧滑轨反复推拉，将多余灰料挤出，同时下压灰料，使之更为瓷实平整。之后，均匀地撒上一点儿干水泥粉，掸上一点儿水，再用压杠推拉，使之形成一个薄薄的水泥层，即可踩下脚踏板，将模板连同瓦坯一起顶出，由修瓦师傅取出修整。
第三步是修瓦。用条形刀将瓦头刮抹平整光滑，再刮掉其它三个边的毛边，就可以放入瓦架，等待凝固。工棚的左右两边都有直通棚顶的瓦架子，大约有上千个插位。
第四步是养护。就是将已经凝固的瓦片，一块块地从模板上揭下来，摆放到养护架上。摆满后，将其沉入木棚前的水池中，浸泡养护。
对打瓦的原理和流程有了基本了解之后，我也想上机试一试。
可师傅们并没有让我们上机的意思，他们似乎对打瓦有无限的兴趣，一干起来，就好像进入了一种痴迷的状态，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他们无关，一门心思就是打瓦。他们的每个动作都分秒必争，且准确得像机器人，满头满脸的汗根本就顾不上擦。
一开始，我觉得他们不让我们上机，是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可从他们的痴迷态度看，又不完全是怕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后来得知，他们打瓦不是按时间结算工资，而且计件付酬，打一块儿有一块儿的钱。他们挥汗如雨，不知疲倦地干，原来是想在背井离乡的这段日子，能给老婆孩子多挣点儿银子。
在这样的心态下，能不让我们上机，就不让我们上机，就很正常了。我们上机半天鼓捣不出一块儿瓦，岂不要大大影响他们的收入。
总不让我们上机，班长不干了，除了向连里告状，还找了基建科。
不知基建科的人怎么和张工头他们交涉的，反正民工们最终同意让我们上机。
大概是想让我们尽快出徒，把带徒弟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我俩的师傅教得倒是十分认真。从如何用铲到如何用杠，从如何撒灰到如何掸水，从如何托瓦到如何修边，他们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讲。不仅讲要领，还讲如何去掉多余动作，保证做的都是有用功。严师出高徒，我和邓运来很快就能正常操作了。
可师傅们却不愿意给我们更多的时间练习。为此，我和大邓采取了拖延战术。当我们上机师傅希望轮换时，我们往往有意多干一会儿，让师傅们在旁边等着。看着他们急得转圈，嘴上又不出来，我心里暗暗得意。
终于，年长些的师傅憋不住了，想上来硬换大邓。
大邓本来就有个犟劲，此时又因他们催促而生闷气，岂肯让步。他大眼珠子一瞪，粗声粗气地说：“我再干会儿！”年长的师傅也没了脾气，只能继续耐心等待。
大邓个子比较高，不苟言笑，生气时说话爱扭脖子。他不高兴了，扭着脖子瞪着眼，粗声粗气地冒句生硬的话，能噎人个跟头。那个年长的师傅虽然也有些儿倔，但和邓运来比，还是差了一截。他没敢和大邓死犟。
不过，我们与师傅的关系还是越来越紧张，感觉矛盾随时可能爆发。
可没有等到我们这儿爆发，别的组就吵起来了。
听到争吵声，人们迅速地围拢到吵架的工棚。张工头赶紧劝解。我们班长则加入战团，也直着脖子跟民工们喊。争吵的原因，大概是该由谁来筛砂子。
张工头强拉硬拽，劝走了吵架的民工，我们也就散开回了自己的工棚。
此次争吵之后，兵团战士与民工的矛盾表面化。
后来，基建科知道了这个情况，决定拿出一台机子给我们班单独使用。
我们终于单干了。可单干以后，八个人一台机子，窝工不说，上机练习的机会还是太少。
没过两天，班长又去找基建科，强烈要求增加机子，于是基建科又给我们增加了一台。这下基本合适了，四个人一台机子，两人一拨儿轮着上机，能干整天的了。
可民工们一下子富余出四个人不好安排，怎么掂对都影响收入，自然就视我们为仇人了。他们见到我们，不再打招呼，有的人还会怒目相视。这样的两拨人在一个工地干活，发生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天，工棚外突然传来吵架的叫骂声，我赶紧跑到外边观看。只见砂堆边上的保定知青大尹正与一民工破口对骂。他们好像是为了一个筛子起了争执。
“你这个社会渣崽！”那个民工用唐山口音跳着脚大骂。听到这句，我感觉格外刺耳。因为这帮民工认为兵团的人都是社会渣滓，是被流放到边疆的。他虽然骂的是大尹，但我感觉他骂的是我们全体。
骂声也惊动了班里的其他人，大伙一窝蜂地跑出工棚，冲向砂堆。此时，两人的争执骤然升级，由对骂变为拳脚相向。保定知青都经受过文革战火的洗礼，动手打架那是小菜一碟，三拳两脚，大尹就将对方打得找不到北了。
那个民工看打不过大尹，回身去抓筛砂子的铁锨。大尹那是手疾眼快，立马抄起自己的铁锨，冲了过去。未等那个民工摆好架式，他劈头就是一锨。那民工仓皇格挡，逃过了第一击。大尹不让对方喘息，接着又是一锨。民工只得强打精神迎战，双方头上顿时铁锨飞舞。
看来那民工没有经过大阵仗，几个回合，便有多处中锨。赶过来的其他民工看到自己的同伙吃了亏，也纷纷抄起铁锨，想上去助战。
看到他们抄家伙，我们也都拿起了自己的铁锨，准备上阵。双方剑拔弩张，一场血战就在眼前。
谁知此时，那个民工竟虚晃一锨，掉头就跑。大尹哪肯罢休，举锨追赶。
那民工像受惊的老鼠，绕着砂堆东蹿西蹿。绕出砂堆后，他就扔掉铁锨，撒开丫子朝师部北边狂跑。
“我拍死你个王八蛋！”大尹高举铁锨，大喊大叫着在后边猛追。
逃命的似乎更有动力，跑出几十米后，他就甩开了大尹。大尹看看实在追不上，就放弃了追赶。
大概观战的双方都不愿意扩大事态，看到大尹没有穷追，都三三两两地回了自己的工棚。
回到工棚的大尹，脸上还带着杀气。大伙都急切地问他是否受伤，他说没有感到。人们帮他检查，发现胳膊上有一处划伤，但并不严重。
大尹如此善战，真让我刮目相看。
大尹，和我个头差不多，也在一米七二的样子，不胖不瘦。他的脸棱角分明，很中看。刚到兵团时，我曾见他跳过几下“忠字舞”，觉得他应该有文艺专长，可连里成立宣传队时，并没有选中他。后来，他和他的保定七中同学议论学校文革的事，都吹嘘自己打架多么厉害，我并未相信。
我曾有意和他比过一次长跑。平时他和我开玩笑，我并不认真。可此次他占了便宜逃跑时，我拔腿就追，穷追不舍，非要看看他能跑多快。我在学校时练过一段长跑，觉得追上他不在话下。可追出了四五百米，他还落着我六七步。此时，我已有了恶心虚脱的感觉，只得停了下来，眼看着他在不远处笑我。此次较量以我失败告终。
看了他的这次实战，我更加确实，他说自己会打架，那可不是在吹牛。
大尹替班里打压了民工的气焰，成了班里的大英雄。
我们说大尹是英雄，可民工们却说他是“打人凶手”，告到师里，强烈要求严惩。
师里很快就派保卫科的人下来调查。调查认定，为争个筛子就由骂到打，双方都有责任。打架中动用铁锨，双方都有严重过错。双方都受了伤，但伤都不严重。处理意见是，双方领导批评自己的人员，自己的伤自己处理。
对于保卫科的处理意见，我们没有提出异议，连里也批评了大尹。可民工们却不干，说保卫科偏袒我们。
张工头提出要求，一要严惩打人凶手，二要补偿被打民工。
师里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罢了工，成群结队地到师里闹事。
没闹两天，连里就接到保卫科的命令，抓捕张工头，调查他的经济问题。
兵团有自己的法院，涉及犯罪的问题，一般都由保卫科处理。
抓捕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班，因为我们对民工们的情况最熟悉。接到任务的当天夜里，我们就把张工头抓到了我们连里，关押在了连里的一间小屋。
连里把看押张工头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排，排里从我们班抽调人员时，班长安排了大尹。时间不长我就听说，大尹他们偷偷摸摸地痛打了张工头，还警告他不许把挨打的事告诉别人，不然还会再打。
张工头毕竟是老江湖，没有被吓住，保卫科审讯他时，他向保卫科反映了挨打的事。
保卫科追究下来，连里批评了大尹，不让他继续看押。
张工头被抓之后，民工们群龙无首，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早上我们去上班，发现工棚里空空如也，原来他们集体大逃亡，早已离开乌拉盖。
后来听说，工头可能叫张银生。
这下矛盾彻底解决，我们顺理成章地接管了瓦场。
瓦场必须尽快全面恢复生产，可我们班只有8个人，显然是太少了。连里立即给我们派来一个女生班。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出徒，但形势所迫，又当上了师傅。
我们班8个人，一人负责一台机子，带一个女徒弟。
打瓦工作步入正轨之后，我们各组之间开始暗暗较劲，每天都统计当天打瓦的数量，看那个组打得最多。
由于压瓦工序用时长，是决定打瓦数量的关键，一般情况都由于我来压瓦，女徒弟负责修瓦（是谁，忘了）。
修瓦的活儿虽然相对较轻，但要单手托着铸铁模板和上面的湿瓦（大概得有几斤重），左右转着修整，还是相当要臂力的。而且上架动作要快跑着完成，一天几百上千次，真是难为了这些女生。
那时，男女间几乎不说工作之外的话，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女徒弟身体是否能够承受，所以她是否苦累，也就无从知晓了。
印象中，那段时间我打起瓦来，也像师傅们一样如醉如痴，满脸是汗都顾不得擦。我们组在竞赛中没有处于过下风。
被抓的张工头，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已没有印象。只记得给他定的罪名是“投机倒把”。后来他不再关押在我们连，是判了刑，还是放了，不得而知。
另外我还记得，我们打瓦用的水泥开始就卸在瓦场最东边的小屋。汽车拉来之后，要一袋袋扛到小屋，一般人扛一袋（50公斤），也人扛两袋，我试了试，感觉两袋太压得慌，还扛一袋。
后来用水泥又去基建科仓库领了。保管员姓郭，是山西太原的女知青，她本可以在边上看着，点点数，记记账，既不累也不脏衣服。可她看到我一个人搬50公斤一袋的水泥挺吃力，二话不说下到水泥堆里和我一起挑，并帮我抬到小铁车上，弄得鞋里、身上都是水泥粉。后来得知，不管谁去领水泥，她都要帮一把。
（除战友、兵团画册照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