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佳时不可殆，满城灯火花如海。纵然人世有苍桑，于阑珊处得自在。”—读《苏东坡传》后感
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人，想起古人，特别是想起古代妇人和文人来，总会觉得他们是不自由的，前者受制于闺房里的父亲夫君，后者是衙门朝廷里的君君臣臣。
拿起《苏东坡传》的初衷是如此，想看看那种“不自由”状态下如何为人、如何处世。
在序言里，作者林语堂除了赞苏轼文采穿透千年的魔力，还说苏轼是个现代人，看苏轼为文做人，在现代人看来，并没有隔阂。
“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这一句点中了我。
可以说苏轼23岁中进士，25岁入京都，他这一头扎进了体制里。皇帝象征最高的权威和最高的道德。苏轼与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等一起，成为最鲜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所以年轻时就早早离了京城，去浙江杭州、山东密州和徐州等地做官。
四十岁前，苏轼已经流露出很多特点，他当然是文豪，为西湖留下“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女子轮廓，为中秋相思留下“千里共婵娟”的《水调歌头》等千古传颂的诗词；他也是十足的享乐主义者，除了文人朋友，不乏会琴棋诗画的艺妓、佛教僧人和道人，与他们一同游山玩水，饮酒作诗。这里作为一个现代人，还都认为苏轼把当时的娱乐、消遣以及美食方面玩出了文人的味道。
他当然也是个官员，在职责范围内，在杭州断案、与徐州百姓一起抗洪，他与王安石的分歧，表面上是该不该实行青苗法，谁可进行私盐交易，根本上则是读书人“利和义“的冲突，同为皇帝代表的德，苏轼认为不能侵蚀民众利益，王安石则认为首先要国富，充实国库。在官场，苏轼自始自终都没有显示出我们认为的“政治正确”，一直都在抒胸中不平，这直言的作为，倒是更像现代人。
四十岁前，他是名副其实的跨界高手，他是善文的莫言，他是善诗词的周杰伦，他还是善生活美食的蔡澜，还是担任体制内的法官和市长。
苏轼成为苏东坡则是他四十岁后，谪居湖北黄州。
乌台诗案之后，谪居对苏轼“现代精神”和“穿越人格”的惩罚。从政绩和待遇的巅峰，到寄居于漏雨漏风的驿站，境遇斗转，并未见苏轼的愤世嫉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