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佳时不可殆,满城灯火花如海。纵然人世有苍桑,于阑珊处得自在。”—读《苏东坡传》后感
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人,我想起古人,特别是想起古代妇人和文人来,总会觉得他们是不自由的,礼节礼数和制度都不支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这是我拿起《苏东坡传》的初衷,不自由状态下如何为人、如何处世。
在序言里,作者林语堂除了赞苏轼文采穿透千年的魔力,还说苏轼是个现代人,看苏轼为文做人,在现代人看来,并没有隔阂,这一句点中了我。
可以说苏轼23岁中进士,25岁入京都,他这一头扎进了体制里。皇帝象征最高的权威和最高的道德。苏轼与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等一起,成为最鲜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所以年轻时就早早离了京城,去浙江杭州、山东密州和徐州等地做官。
四十岁前,苏轼已经流露出很多特点,他当然是文豪,为西湖留下“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女子轮廓,为中秋相思留下“千里共婵娟”的《水调歌头》等千古传颂的诗词;他也是十足的享乐主义者,除了文人朋友,不乏会琴棋诗画的艺妓、佛教僧人和道人,与他们一同游山玩水,饮酒作诗。这里作为一个现代人,还都认为苏轼把当时的娱乐、消遣以及美食方面玩出了文人的味道。
他当然也是个官员,在职责范围内,在杭州断案、与徐州百姓一起抗洪,他与王安石的分歧,表面上是该不该实行青苗法,谁可进行私盐交易,根本上则是读书人“利和义“的冲突,同为皇帝代表的德,苏轼认为不能侵蚀民众利益,王安石则认为首先要国富,充实国库。在官场,苏轼自始自终都没有显示出我们认为的“政治正确”,一直都在抒胸中不平,这直言的作为,倒是更像现代人。
四十岁前,他是名副其实的跨界高手,他是善文的莫言,他是善诗词的周杰伦,他还是善生活美食的蔡澜,还是担任体制内的法官和市长。
苏轼成为苏东坡则是他四十岁后,谪居湖北黄州。
乌台诗案之后,谪居黄州是制度对苏轼现代精神和“穿越人格”的惩罚。林语堂并没有写苏轼从机遇巅峰到谷底的愤世嫉俗,他的不快融化于于过眼风云江帆的闲情,也托古于赤壁灰飞烟灭。
舞文弄墨的大文豪,还想出办法怎么理财省钱,学瑜伽找草药治病养身,还在一山坡上辟出土地耕种,过着一种“淡而有味”的生活。他还有仁慈之心,黄州当地有溺死女婴的恶习,他还办起救济院,有了这段谪居,苏轼与真我相遇,中国文学史和历史上才有苏东坡。
体制之于苏东坡,再也不是加法。
即便后来太后摄政,苏东坡又受重用,位高至于皇帝秘书和老师,他想要的自在生活也不是百分百了。哲宗正式执政,苏东坡又一次经历谪居,这次到了广东的惠州,进而又被谪到海南岛,生活至于“食无肉、居无所,病无药,夏无寒泉,冬无炭”的浪人生活,他始终喜欢和百姓聊天,始终做论语等经书的注解,惊讶于他的固执和诙谐,这大概是林语堂说的,人的生活即是心灵的生活。
文人自有其天命。翻看他的年谱,从23岁中进士到64岁去世,一生跌宕,他的一生离不开那几行黑体字的皇帝年号,那是他最显性的天命,苏东坡始终在写诗,写词,他是文豪,他始终在山水中游荡,他还是那个反对禁欲的乐天派,他终究还是一个政治人士,始终脱离不了体制。
只是他身上的气质,透过文章盖过了他文学的、文艺的以及政治的成就。
林语堂称这种气质为浩然之气。
即便是当代文人、政客也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