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钱钟书，就不能不提杨绛，就像一个评论员所说的：“不写杨绛，钱钟书的形象就不全面。”俩人可谓珠联璧合，术业专攻，爱情事业双双丰收，就如两座相依相伴高高矗立的双子塔，不分伯仲，成就了一个奇迹。
俩人的家庭一个是江南望族，一个是书香门第，可谓门当户对，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因为良好的家教家风会让人终身受益。后来“清华才子”钱钟书遇见了温婉聪慧的杨绛，俩人在清华园一见钟情，情定三生，一起出国留学，一起同船归国，从此开始了长达60多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姻缘。
钱钟书说过：“我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小时候就是三天不看书“不好过”，一星期不让看书的话就认为“白活了”的才女，将读书比喻“串门儿”真的是精妙绝伦。俩人可谓志趣相投、情投意合，从年轻时就“嗜书如命”，“无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即便在劳动下放时，不嫌住在草搭的窝棚的艰苦简陋，却担心“没有书”。
生平最大乐趣就是读书，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不在乎物质生活的贫困，并将读书治学与修身养性合为一体。静夜攻读，俩人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他们的常态。与世无争，不求名利，“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钱钟书语），只求一件“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所以安居陋室，白墙灰地，“没有书房，每间屋有书橱，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俩人还开展读书竞赛，颇有李清照、赵明诚的“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情趣。一对“读书种子”躲在自己的围城中，沉浸在浩瀚的书海里，用人类文化的精华充实着自己，处之泰然，安之若素，守住心灵深处的淡泊与宁静，将自己的围城生活过的风生水起、活色生香。
漫漫60余年的婚姻，相携一路走来，也源于俩人的相互理解，心灵上的互通，才能相互欣赏和吸引，才能在非常时期相互扶持、鼓励，同甘共苦。在建国初期的去留问题上，他们始终认为“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文弱的外表下，不失君子文人的傲然风骨。即便在文革遭到抄家、批斗、剃阴阳头等等的羞辱，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一个是牛鬼蛇神；一个扫院子，一个清厕所；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贴小字报澄清辩论；一个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洗澡”中洗了“中盆澡”，一个洗了“小盆澡”，还被下放劳动，也不消沉、不低头，更不会寻短见，因为心里“有念想”，有对文化的信仰，有对人性的依赖，有乐观的人生态度，尽管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坚信“乌云镶着金边”，“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淡然中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勇敢，所以在下放劳动时也能苦中作乐，常常来个“菜园相会”，终于，以他们的坚定信念和从容智慧度过了那段灾难时期。
有了这种心心相印，才会有彼此的默契、包容和欣赏。他们家庭的那种琴瑟和鸣高度和谐特别让人羡慕嫉妒。钱钟书曾说过：“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从未后悔娶她。”这个她当然是杨绛，有着“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疑”的长情，也颇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盟誓。钱钟书写了《写在人生边上》，杨绛就写《走在人生边上》；钱钟书写《围城》是“锱铢积累”写成，杨绛就“锱铢积累”的读完；钱钟书拒绝人民大会堂的国宴，杨绛就婉拒江青邀请的游园；钱钟书闭门谢客，安心做“下蛋的母鸡”，杨绛深居简出，“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俩人出版作品也互相题签只为“留个纪念，好玩”（钱钟书语）。杨绛欣赏钱钟书的博学多才，也包容他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比如给杨绛脸上画胡子，帮自家的猫打架等，为了让钱钟书写《围城》，甘愿做“灶下婢”，连吃安眠药也一起吃，“中毒一块中”，即便外出吃饭，也能把世态人情可作书读，可当戏看,“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钱钟书将“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最高评价赠予杨绛，称杨绛是“绝无仅有的结合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的“围城论”让众多未婚男女对围城生活喜忧参半，但他们俩的围城生活犹如神仙眷侣，传为文学史上的才子佳人的佳话。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战火、疾病、政治风暴、艰难困苦的磨砺，执子之手的走过了60多年，杨绛曾说过“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家。”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与书为伴，淡泊寡欲，知足常乐，清静自守，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却有着普通平民的情怀，将1000多万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帮助贫寒家庭的学生努力学习。因为只有读书学习才能提高人格修养，才能获得内心的强大与安宁，才能在人生路上有更高的追求。
如杨绛老人在《一百岁感言》中所言“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