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公务以“明”为第一要义。
我想，这是不难明白的道理。何况，人们参观庙宇殿堂或观赏影视剧时，常见“正大光明”匾额。然而，古往今来的事实呢？于今日的现实生活者呢？实在是不那么容易的。
“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这真是形象生动而实在的“高明论”。登山见远，今人不乏体验；登城觉旷，今日则换成“登楼觉旷”是为更普遍性，毕竟“古城墙”少了。但“独见”“独觉”却是“学问”了！这就要“审问”自己：学问人生途程中，所登“书山”为哪座“高峰”？孔子乎？马克思者？所乘“书城”为哪座“大城”？《论语》乎？《资本论》者？“独见其远、独觉其旷”即“高明”为何？并何以来者？这恐怕不是人生之小事吧？人生贵高明，成事贵高明，当按此逻辑而“慎思明辨”之吧？
“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确。此‘精明’之说也。”今日之市场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强调“精明”，最要讲究“精明”以成事，但，可曾如此思想过“精明问题”？可拥有这样的“精明论”？
“臆度”，主观猜测也；“权衡”，用称而称量者，一个主观大概，一个客观精确。两个概念，即表现为一种哲学睿智了。
“目巧”即不失为一种“精明”的眼力，但却不如“尺度之确”——用尺规测量的精确。如是“逻辑推演”，是为今天的我们在做事成事中的优良作为习惯——作风吗？
当代“管理论”中最倡导“精细化管理”，那么，其中的“权衡之审”“尺度之确”到底是怎样系列化作为的？是普遍性的人人，还是仅为“在上者”的“口语”？这也是需要“权衡之审”并“尺度之确”的。
“高明”和“精明”都是人生中的“大学问”，非大学习不可！
怎样才能实现人生的“高明”，做事成事的“精明”？这是“好问题”，因而也需要“好答案”。
“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此言，是为把“高明”“精明”落地为实的“办法”——“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凡事如此作为，就是高明地做事，就是精明地成事。但是，又何其容易？
在这个“方法论”中，是隐蔽着“心高气傲”问题的批评的。因而，这样的“方法论”也就是解决“心高气傲”的“针剂”——再“高明”，再“精明”，若非心平气和地扎实作为，“事事求精”，并实现“轻重长短，一丝不差”，也是虚空的。因而，这个“方法论”又具有重大“认识论”的价值。
以上，就是我们对《曾文正公嘉言钞》中“高明说”“精明说”的一个基本理解与把握。
离开曾公嘉言文本，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最要观察和思考的问题是：居于一定职位，握有一定职权者，每天是怎样“登山独见其远”“乘城独觉其旷”的，特别在“同一境”下？非此，何以让人服气？非之，何以率众以向“高明”作为？
“同一物”下，居一定职权者，是怎样“权衡之审”“尺度之确”的？这样的“精明”怕是更为服众的力量所在。非能此者，不是混同为一般了？
“事事求精”，考验各人的能力，更挑战各人的意志力。人才，真正过硬的人才，怕是正在这一尺度下而分野于人了。
成事，需要高明；做事，要求精明。但这样的人或能力从何渊源而来？是为更要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