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
那时候，生产队分回来的稻谷是以谷子的形式的，得自己碾成米。社员将谷子挑到加工厂碾成米之后，会将米糠也挑回来。米糠可以喂鸡鸭鹅猪等家禽。如果养的家禽少，米糠剩下来，就会将米糠挑到市场上卖。我们那里，一般来说，一年下来，一个家庭会有百来斤剩余的米糠。那时候，虽然米不够吃，通常是“两稀一干”（早餐和午餐吃稀饭，晚上吃干饭），还辅以红薯、木薯等杂粮，但还不至于像困难时期那样吃米糠。
那年我念初一。
初秋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叫我陪他去卖米糠。
卖米糠要凌晨五点左右出发，天还没亮。小路两旁的杂草杂树成现黑色，小路是白色的，借助天色，小路便依稀可辨。我们去买米糠的那天，是满月，小路就很好认了。我们沿着小路，走过分水岭、爬过火山（那时候没有隧洞。火山是一座很高很陡的山岭），坐渡船（那时候没有桥）到对岸去，那里就是梧州了。大概要走两个半小时。我们都是赤脚走路，走惯了，不觉得特别辛苦，也不觉得难为情。像我们走路做买卖的山里人绝大部分是赤脚走路的。甚至有些来买米糠的城里人也是赤脚的，在行人道上走来走去玩耍的城里孩子也大部分是赤脚的。
我们在梧州的沙街卖米糠。沙街是一个集市，卖鸡的成一排，卖鸭的成一排，卖其他也成一排，次序井然。卖主站着，站累了蹲着。
买米糠的将手伸进糠里，然后将米糠放在手心仔细的捻着，看看是否细滑。越细滑的米糠越好卖，买主也是用来喂鸡喂鸭喂猪的。父亲挑来的米糠比较粗，不太好卖，大概在下午四点卖完。米糠卖一角两分钱一斤，父亲挑了八十多斤米糠，总共收入是十六块多一点，兑换了四两粮票。那时候在城里吃东西，都在国营饭店吃，要用粮票的。我们各吃了七分钱加二两粮票的汤粉。那是我第一次吃城里的汤米粉，觉得非常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除了吃米粉外，我们还各自喝了一碗绿豆汤。绿豆汤五分钱一碗，不用粮票。
吃完米粉，父亲便挑着空箩筐带我去逛百货。父亲在一排儿童凉鞋柜前站定。我突然觉得脸颊发热，手心出汗，心跳加快。
父亲问我：“喜欢吗？”
我红着脸说：“喜欢。”
父亲又说：“就选一双你最喜欢的吧。”
我按捺着心跳，选了一双黑色的凉鞋，是那种黑得发亮的黑色，很好看的黑色。凉鞋线条简洁，鞋头只有一宽条。
试穿之后，我就小声说“要这双好吗？”
父亲说好看，但要求我选一双大一码的，说以后脚长了，还可以穿。
父亲便让我试一双大一码的。
“行吗”父亲试探着问。
“行的。”我看了一眼父亲，又看了一下脚趾不到鞋头的凉鞋，小声答道。
那双凉鞋要一块两毛钱。
这次卖米糠，总共收入以整数十六块钱算，减去来回过渡船的一块钱（我不用交钱），减去我和父亲吃米粉的一角四分钱，减去喝绿豆汤的一毛钱，减去买鞋子的一块两毛钱，剩下十三块五毛六分钱。
父亲交了钱，服务员温和的将鞋子递过来。没有盒子装，也没有塑料袋装。
父亲双手将凉鞋拿过来，小心翼翼的放进空箩筐里。
父亲除了给我买凉鞋，就不再买其他东西了。坐船过渡时，在船上，我不敢看父亲箩筐里静静躺着的凉鞋。我一直脸颊发热，手心出汗，手微微的发抖，听得到自己的心在咚咚的跳。父亲几次让我试穿那双凉鞋，笑眯眯的看着。
我红着脸，按父亲的吩咐反复的试穿那一双黑色的凉鞋。
过了渡船，我们沿路往回走。
父亲笑着问：“你要穿着凉鞋走吗？”
我摇摇头，小声说：“不要。”
那双鞋子便安静的躺在空箩筐里。
我和父亲一样，光着脚爬过火山，走过分水岭。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父亲把钱交给母亲，母亲走进房间，大概是把钱藏好。一会，母亲从房间里走出来。
“你买了什么？”母亲问。
“就买了一双凉鞋，给老大的。”父亲笑着说，然后从箩筐里把鞋子拿出来。
母亲接过凉鞋，仔细的抚摸了一遍，欣喜说：“好看。”
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围了上来。我忽然觉得内疚和不安。
妹妹和弟弟带着笑意，轮流看那双凉鞋，又看看自己的光脚，羡慕的将凉鞋还给我，什么也没说。
我松了口气。
吃饭的时候，大家吱吱喳喳的问我城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大家又静了下来。我的心忐忑不安，不知道如何打破这种尴尬场面。
一直低头吃饭的父亲突然说“等你们读初中了，我也给你们买一双凉鞋。”
后来我去读高中了，那双黑色的凉鞋不合脚了，父亲给我买了新的凉鞋。那双黑色的凉鞋我留给了二妹穿。再后来，妹妹和弟弟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凉鞋。到现在，我们已经不穿凉鞋了。我们穿运动鞋和皮鞋。
忽然有一天，我问二妹：“你还记得那双黑色的塑料凉鞋吗？”
“记得。我穿了两年。后来不知道去哪了。”妹妹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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