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尤其是哲学和文学以及最近的心理学中探讨的人性)关系到最深层的愿望和收获。数千年来,人文主义者思索了能带来最深刻、最持久满足的各种生活方式,并积累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深邃见解。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思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创业型和创新型经济在条件成熟之后如何萌芽生长,而不受限于条件的存在。这些思索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为创业型、创新型经济寻找合理性。
每种最终产品
都是一个程序或活动的终点
美好生活”的概念(或理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它指的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和住房)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一书中,他把美好生活同其他生活方式进行了对比:其他生活方式只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而美好生活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为生活而生活)。他大致的意思是:人们需要食物(自己生产或利用国内产品交换外国食品)提供体能,需要体能修建房屋,需要房屋保护自身和自己的物品不被风吹雨淋等。每种最终产品(美食、精美服装或者歌剧)都是一个程序或活动的终点。
人们的各种活动最后都会形成某种最终产品,亚里士多德对这些活动的排序很感兴趣。他认为,有思想的人能够明白什么是“最高的善”(最高级的产品)。他的研究目标就是解释人们的排序,至少是有思想的认真的人在进行生活选择时表现出来的次序。
社会上必须开展一定的“赚钱”活动
才能负担 得起“美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认识到,社会上必须开展一定的“赚钱”活动。这一认识可能意味着,他相信美好生活只有社会名流才负担得起,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这不是底层人士所能奢望的,但他从未说过或者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美好生活对底层人士来说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亚里士多德还提到,奴隶的身份通常是被别人强迫的(他的老师柏拉图就曾经差点儿成为奴隶),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先天缺乏追求最高的善的需要和能力。
亚里士多德暗示,即便某人终其一生都在与世隔绝的岛屿(哪怕是富饶的岛屿)上追求“善”,通常来说,还是难以与人们在城市(或者说社会上)追求“善”相提并论。可见,他认识到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开展思想交流和互补的重要性。所以,在选择合适的经济制度和确定学校里传授的文化时,这个社会必须弄清楚美好生活到底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应该厘清‘善’到底是什么,至少得到大致的概念”。他的这一思想暴露了自由主义认为美好生活就是自由生活的缺陷。某些社会可以有完全的自由,但犯罪、滥交和毒品泛滥的文化会让大多数人感觉不幸福。
亚里士多德有关哪些内容不属于美好生活的论述颇为精彩。他认为,美好生活并不是做“政治正确”的事情,那些是政治家的目标,并且“对我们要追求的东西来说太过肤浅,那些目标看起来更取决于授予荣誉的人,而不是获得荣誉的人,直觉告诉我们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别人很难从我们手中拿走”。他接下来指出,善也不包括美德。要想追求美好生活,我们的确需要某些美德,但美德本身是不够的:如果你找不到通向幸福的正确道路,道德对你来说反倒是种痛苦。
总是有美好的生活方式存在
美好生活即是人们内心精神状态
对人们来说,总是有美好的生活方式存在。不管一个国家或民族对“美好”的概念有什么特殊理解,美好生活总是意味着内心的状况,即人们在生活方式中寻求的精神状态。
对此,亚里士多德采用了希腊语中的“eudaimonia”(幸福),其准确含义如下:这种美好生活的概念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它不是“神圣生活”的意思,如某些宗教里认为男人和女人拥有利用资源繁衍生息的能力,进而保障下一代的繁衍生息,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无限的未来。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一种生活是对上帝的义务,另一种生活是实现自我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在公元前4世纪从事写作的亚里士多德与公元前14世纪的犹太学者和后来的传教士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
亚里士多德紧接着解释说,虽然美好生活是人们努力追求和满足自我的目标,但并不是某种消遣。“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消遣娱乐,毕生的努力和忍受都是为了自娱,那将是非常荒唐的……娱乐是为了放松……以便能精力充沛地做些正事。”或许亚里士多德和与其学生年纪相仿的听众在一起会感到更有乐趣。显然,我们不必成为美好生活的奴隶,我们可以在晚上听歌剧或看电影,虽然这些与我们的生活目标无关。而且,你永远不知道未来,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在其他地方获得的某些灵感在未知的将来或许能用得上。
他并不认为美好生活就是自由生活,仿佛这与人们要利用自由做些什么无关。他也不把美好生活方式限定为社会已经给个人开辟的某条发展途径,仿佛自由空间的大小也与美好生活无关。不限制其他任何人自由的任何进步或许都可以得到亚里士多德的赞许。
自我实现
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核心动力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对人类的需求进行了分类,在分类时,他为精通某种技能或产业(通常是经过学习培训)的需求留出了位置。这种需求紧随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和第二层级的安全需求。马斯洛还认识到了参与问题解决过程的需求,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求。
“约翰·罗尔斯在其关于经济正义的权威著作的结尾处,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实用主义流派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他称其为“亚里士多德派”的观点。人们在职业生涯中通过发掘自己的天赋或能力获取知识,这是自我实现的本质。这种自我实现(或者我们能够做到的部分自我实现)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核心动力。
写在最后
人类喜欢发挥他们的能力(包括天赋和后天获取的能力),能力发挥得越充分、复杂性越强,这种愉悦感就越强烈……这是一种激励规则,是许多欲望的根源……还有,它表现为一种心理规律,影响着我们的欲望组成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一个人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提高……在人们培养起这些能力并掌握使用技巧后,他当然愿意从事他的新技能能够胜任的更复杂的事务。他在以前能获得满足感的简单事务已不再有足够的吸引力……现在我们可以接受亚里士多德规则了,在考虑到其他假设的情况下,发挥和培养熟练技能通常是理性的选择……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理性的选择可以使人动力十足,并且尽可能发挥其最大现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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