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上的称呼，是这个城市里最便宜、也最贵的一样东西。便宜是因为一口就能叫出口，贵是因为一旦叫出，就要用很多年去改回来。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刚满十八岁。父亲做水产生意，账薄子永远靠一沓现金压着，连封皮都油亮。我抱着一摞快递面单站在办公室门口，门里是连轴转的电话和茶杯。
他站在窗边，西装解了一个扣，薄薄的白衬衣贴在背上，像从雨里走出来的树。他把一份合同摊在父亲面前，用红笔把第3.2条划了三下，声音不高：“先款后货，对赌毛利不低于8%，若连续两月达不到，转2%股权给我。”
我不知道“对赌”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父亲一笑，斟茶，满口答应。我抱着面单进门，小声说：“陈叔好。”
他抬头，点点下巴，又低头去按那一行红色。
后来同事悄悄笑我，说：“那位陈总只比你大一岁，你叫他叔，叫得过了。”我懂，不好意思改，叫多了就像把一条细绳搁在舌尖，一伸口就被勒住。
二
十九岁那年，我从江大的补考里爬出来，父亲却在账上摔了一跤。一个客户在半路倒了，几十万的货压在港口，连夜的风把鱼腥味吹得满仓都是。父亲急红了眼，满世界找人救火。
陈成弘拿着那份旧合约，仍是红笔指着第3.2条，不多不少：“按合同走。先把现金流断口堵上，股权我不要，你把地库那两个空仓押给我。”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插话：“再给三十天。我来做。”说完手心全是汗。
他看我一眼，点一下桌面的手机：“行。三十天。我们定一个‘48小时窗口’，每48小时你发一份资金流表和供应跟踪表给我。数字不对，不解释。”
“我可以每晚十二点给你发吗？”我问。
“可以。”他顿了顿，“把‘叔’去掉。”
“……好。”
他转头对父亲说：“你女儿要做，别掺和。”
我回到仓库，从最简单的地方下手：货只走现款客户，价格一口价，白纸黑字；老客户愿意压票的，全退；供应商一律按重量结，一车一清，过桥费谁出写清楚。我在仓库搭了张折叠床，墙上贴了一张手写的现金流格子表，每天往上填。手机设置了三段式震动，短短长，提醒我到点统计。
两天后第一次汇总发过去，陈成弘回了一个“收到”。再过两天，我在表里单独标出两个“坏账”，是父亲最熟的两个朋友。第三次汇总的时候，我把一个“坏账”从表里划掉，备注写了四个字：退货清仓。那天夜里，他发来一个“好”。
三十天过去，仓库的风从鱼腥变成油盐。我早起去港口，晚间回仓库，合完账后把三张表按点发过去。第29天夜里，他把合同上那一条红线划掉：“你守住了现金流。股权不动。”
父亲悄悄说：“你看，他其实是个讲理的人。”
我“嗯”了一声，心里还是记着那支红笔。红笔在那份纸上的力道，像把人往规则里按。
三
感情这事，从来不是一个场子的人说了算。22岁那年，我在物流公司坐班，跑业务写文案，跑了一个季度，终于拿到一个外贸平台准入。父亲突然入院，厂里一堆事压下来。陈成弘帮我站过一次会，把两个大客户留住。那天散会，他问我：“你还叫我什么？”
“陈总。”我把‘叔’吞回去。
他笑：“好。”
我们在停车场分开。他走向地库B2，第七根柱子的旁边停着他的车。我回到地面打车。刚上车我就看见几台SUV在路口蹲着，车窗里伸出一只长镜头。司机骂了一句，猛打方向盘。我那会儿不懂媒体，只觉得不妙。
第二天，热搜上挂了一条“叔侄恋”的标题，配图是我和他并肩走出会议室的背影。底下有人翻出我十八岁时父亲公司里的旧照片，再配上几句“不公平”“靠人上位”。
我闯进陈成弘的办公室。他把电脑屏幕转过来，是一张停车场的监控截图：B2层第七根柱子旁，他的后杠有一道长长的刮痕，“昨天晚上有人跟着你。那道刮痕，是我撞他的。”
“你跟着我？”我怔住。
“你打车走的时候，我看见三台车掉头。”他说，“我不是跟你，我是在挡他们。”
我把手插进口袋，指尖摸到手机背面那道细小的裂。那晚拐弯时手机从座上滑到地上，我以为是自己手抖。
“热搜怎么办？”我问。
“我们分头做。”他交代，“你把你自己的证据先备齐：按揭合同、流水、发票抬头、租房合约——把你这五年的钱都摊在桌上，谁要看，给谁看。”
他把他那边的律师叫进来，李棋齐，戴眼镜，手里永远拎着两本厚薄适中的法条。他说：“造谣成本太低，我们用条子抬成本。第一步，发律师函；第二步，起诉主发起者；第三步，对冲热搜，就是你们自己的正面讲述。有人问‘叔’的问题，你就说年龄差一年，‘叔’是商务称呼。带证据。”
“我不想躲。”我说。
“你不躲，就先别哭。”李棋齐推了推镜框。
我们开了一个发布会，场地是裘倩借的，她在城里做调查新闻，手里有几个靠谱的场租。她把话筒递给我，我把所有票据一张张贴在背板上，刷掉我的名字前的几位，保留完税章。我把那支红笔复刻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对赌3.2条”的来历：“19岁那年，父亲公司现金流断了，陈成弘给了三十天，我签下这个条款。我不是靠谁，我靠的是这条红线把我按进了规则。”
台下很安静。记者群里有人冷笑，但更多的人在拍照。有个女记者问：“你们确定是‘年龄差一年’？”
我笑：“我出生那年，他刚好大一轮——错了一年，是我算错账的错，回去罚自己写十页现金流。”
会后第一条热搜换成了“年龄差一年不叫叔叫什么”。第二条热搜是“女方晒五年流水，堪比会计”。第三条热搜是“B2车库刮痕事件，有人晚上挡车”。
云曼曼——带起这条热搜的网红——发了道歉长文。梅盼——对头公司的公关——发了一条意味不明的“爱请自重”并配了一个笑脸。我这才明白，这城里有人的饭碗是靠你的名声做的。
挨过那一波，陈成弘把办公室那支红笔，换成了蓝色。他说：“我们换个颜色。”
四
我以为风过去了，日子就能安稳。但一个人要和另一个人走到一起，光把绳子剪断不够，还得把围墙的砖一块块挪。
24岁那年，父亲决定彻底退了，把厂子给我。我拿下一个新的海外客户，合同漂亮，利润好看。到了签字那天，客户的代表走廊上把一只厚封的小信封塞到我手里：“按我们的惯例，合作伙伴负责人都收一份。”我把信封塞回去：“不按这个惯例。”那人尴尬地笑一声：“那我们再谈。”
我把这件事的录音发给陈成弘：“要不要一刀切？我们把‘阳光条款’写进双方合同：所有对接必须在协议邮箱里，所有发票抬头公开，所有付款走公账，任何私下往来视为违约。”
“写。”他说。
我把这条写进合同，那家客户不高兴了，找上陈成弘那边，绕开我。合同差点黄，他没替他们求情，只回了一句：“你去找她谈。她签了，我也签。”
我第一次觉得“站在我这边”不是嘴上说说。我们把合同谈成了。我回家，在老屋门口坐了很久，旁边是一盆长着新叶的薄荷。我把新印的“阳光条款”贴在了公司办公室的墙上。
五
26岁那年，我以为我们两个人把砖头挪得差不多了，父亲替我选了个黄道吉日，说：“别拖了，领证。”我和陈成弘约好中午十二点半在民政局见——办公室在国金大厦，我提前十五分钟下楼，指纹刷门的时候，门禁发出两声短、一次长的滴声，像谁在喉咙里清了一下嗓。我心里莫名一跳。
电梯口一个短信弹出来，是“医保缴费成功”，付款人：陈成弘。我皱眉，打过去电话，处在“无法接通”的状态。我直接过去。民政局门口，咖啡厅柜台送到桌上的拿铁，杯套上的温度条一点点变黑。我等到十二点五十五，给他发了一条“情况确认表”：三选一——手术/临时变更/其他。
一分钟后，一个陌生号回了我一行字：“我是他母亲，他陪我复诊，在手术室外等检查结果。”
我手心松了松，回了一句“好”，把咖啡喝完，转身去上班。下午绩效考核，我可能直接挂零。我知道代价，再一次自己担。
晚上八点，他站在公司楼下，手里拿着一沓挂号单和排班单：“我可以把所有凭证都给你，但我希望这只在我们之间，不在朋友圈里。”
“我不是要查你行踪，我要学会‘怎么被通知延误’。”我把话说清，“我们再设一个‘突发先报协议’：谁的意外先发生，谁先发一条‘情况更新’。不管在哪里。”
他点头：“记。”
我没问“妈怎么了”，只是把他手里的挂号单接走，看了一眼，又还给他。我们是两条独立的河，靠着彼岸走，又设几座小桥。
六
二十七岁的前一个月，我决定把“叔”这个称呼彻底埋掉。不是因为外人说了什么，是我们自己写好了从此的称呼。
我递了一份联合公告到他邮箱里：“从今天起，我们在公开场合互称‘秦总’与‘陈总’，私下互称‘成弘’与‘娴娴’，彼此的家人有同等称呼权。‘叔’这个称呼不再使用。之所以写下来，仅因为我们要把曾经挡住我们的那块砖，搬到新屋的墙角，留个纪念。”
他很快回了一句：“同意。把‘娴娴’换成‘秦娴’，我怕你嫌腻。”
我把“娴娴”划掉，换成“秦娴”。
就在我以为所有的关都过了的时候，家里又出了一件事。父亲的一个旧友找到我，拿出一叠他当年写的欠条，问我：“这账你认不认？”我翻开，欠条上写着的款项里，有三笔是陈成弘当年借给父亲的。那三笔款，利息写得很低，备注写“项目临时救急”。
我拿起手机，给陈成弘发了一句：“你当年借给我爸的钱，是我欠你的还是我爸欠你的？”他回：“欠条写你爸，你爸还。”
“我替他还。”我说。
“你不必替。”他说。
我把三笔款的本息按当天的LPR算了一个数，给他打过去。他又打回来，说：“我不收。”
“不是给你，是给曾经的18岁的我。”我回，“那年我叫你‘叔’，我以为你比我大一辈。我现在把那一辈的距，变成一年的距。我不靠你。”
他隔了许久，回了一句：“好。”
七
写到这里，有人会问：你们最后领证了吗？领了。那天我们挑了一个平日午后，民政局不拥挤，阳光透过百叶窗，落在地面的格子里很整齐。登记官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年龄差一年，怎么叫的？”
我笑：“以前乱叫，现在叫对了。”
出了门，我们去吃拉面。他把碗里的葱花拨给我，像很多年前把红笔从纸上挪走。他说：“你今后还骂我吗？”
“骂。”我说，“骂你不提前发‘情况更新’。”
他点头：“遵命。”
八
这城市很大，称呼很多。有人在办公室里叫你“秦总”，有人在夜市摊前喊你“秦妹妹”，有人在网上叫你“秦会计”。我喜欢这些称呼，它让我知道自己活在人群里。至于“叔”，已经变成过去式。偶尔有个旧客户喊错，我也不纠正，笑一笑，递一张名片：“叫我秦娴。”
回到老屋，祖父当年砸开的那口井已经被盖上，井盖上摆了两盆薄荷。父亲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拿着一份早报，报尾刊着一则小小的消息：某公司“阳光条款”入选行业示范。父亲抬头说：“看见没，你写进墙的那块砖，别人也拿去了。”
我说：“砖不怕走远，怕的是不肯挪。”
我从屋里拿出那支红笔，它已经写不出颜色。我把它插进玻璃瓶里，旁边压了一张当年的现金流格子表。那格子里有我们的耐心，有我们的协议，还有曾经被一个称呼堵住的门。我把门推开，风从巷口进来，带着汤面的葱香，带着楼下球场的哨声，也带着隔壁小孩的作业本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爱”这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是在生活的尺度上，一遍遍加减乘除。我们算过账，付过款，挨过骂，摊开票据给人看，也在夜里把手机放在桌上，等那一条“情况更新”。我们把从前那个“叔”提走，把眼前这个“人”放进来。
至此为止，不再多讲幸福，也不再夸张艰难。我坐在门槛上，想起18岁那天门里门外的我，想起那支红笔，想起每一次门禁两短一长地提醒我：“里面有人。”如今我知道，门后面的人，除了他，还有我自己。我要学会先给自己开门，然后再和他一起，把屋里的灯点亮。
我们就这样过日子，用最普通的方式证明一件不普通的事：称呼会误导，但人会走到对的位置；误会会生长，但证据能治；世界会吵闹，但只要你们把规则写在两个人中间，风来时，窗帘也只是动一动。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