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定法》 第七章 秦法
红林悟道《韩非子-定法》上一章韩非子为我们总结了申不害实施“有术无法”的治国之策的后果，韩国依托强大的兵力奋力征战，却七十年都不能成就霸业，这就是有术无法的祸患。君主虽行为君之术，却没有在官吏中整顿法令，内忧外患致使国家发展后劲不足，国力不济，终不能成就霸业。
国家律法是社会行为的准则，是各级官吏的行政依据与行为规范。申不害只强调君术而不注重法制，没有及时废除晋国旧法，也没有大力推行韩国新法，致使新旧法令同时存在，官吏无所遵循或是趁机营私，以法令不一致对自己徇私的行为进行诡辩。
我们暂且不论官吏的诡辩，就法令不统一一事进行探讨。法规的确立与执行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让臣民守法是建立在法规本身的特质上，而不是依靠臣民的自觉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实行法治的原因。
依靠民众的自觉性来治国这是儒家的思想，儒家孔学总想通过教化来唤醒和提升民众的自觉性，从而达到全民守礼的治国目的。很可惜，人性具有阴阳两面，没有法制的人性基础与权威强制性，人性阴暗的一面就是无限放大，邪恶就会产生。所以说，申不害施行“有术无法”的治国之策，终究没有遏制官吏人性阴暗的“行私”行为。
各级官吏是国家法规与政策的执行者与推动者。官吏徇私枉法，还谈什么法规执行与政策推动，好的法规与政策也就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国家实力就不可能增加与可持续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盛世的衰落就是因为“有术无法”造成的，表面的繁华与殷实的国力掩盖了法制的弱化与缺失，腐败成风。社会一旦进入公弱私强，国力就会下降，国库无法再承担支出时，国家就会由盛转衰。总之“有术无法”国基不稳。
韩非子论述完申不害的“有术无法”后，开始论述公孙鞅的“有法无术”。韩非子还是先讲历史，他说“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意思是：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同受罪责，该厚赏就一定厚赏，该重罚就一定重罚。
商鞅重视依法治吏，一是完善法制和监督体系，二是明确奖罚体制。这样一来，官吏有了明确的行为准则，知道怎么做；在周密的监督体系下没有人敢犯法，知道做不得；在赏罚分明的体制下，知道做什么。商鞅就此一点牢牢管控住了各级官吏，让他们能够尽其所能推行新政。秦国著名的“耕战”政策，既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又增强了国力。正是在商鞅新法的推动下，“耕战”政策才得以落实与严格执行，才有了后来的一统天下。
商鞅变法的结果就是“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意思是：因此秦国人民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追击敌人，再危险也不退却，结果使秦国国富民强，但是没用术来识别奸臣，那不过是用秦国的富强帮助群臣罢了。
结果有二，一是人人努力耕战，秦国国富民强，二就是有法无术的后果，君主无术，不能辨识奸臣，国家的强盛掩盖了奸臣的不法，全局的正确掩盖了局部的邪恶。而局部的邪恶与少数的奸臣正在有法无术的土壤中积蓄力量，伺机而动。
【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
术，辨识善恶与忠奸；法，规范行为与参验结果。术，辨德，法审才。申不害有术无法，规范不了臣子的行为，商鞅有法无术，辨识不了臣子的奸邪。德才兼备，自古是中国人的用人标准；术法同在，自古是君主的治国之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治民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