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两司马”之一的司马迁写了纪传体的《史记》，从黄帝起篇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前后三千多年，百三十篇，五十多万字，成经久不衰之经典。
另一个司马光写了编年体的《资治通鉴》，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写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跨度1362年，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被赞为“天地一大文”。
司马迁《史记》从黄帝作为开篇，是他认为“维昔黄帝，法天则地”——这是文明的起源。而司马光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写起，且作为“周纪一”，又是为何呢？
不得不说，他自己讲到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应当是其写这部书的最高目的了。
司马光出生于天禧三年（1019年）。此时，五代十国的动荡割据局面刚被终结几十年。
尽管北宋建国后，经济迅速恢复，文化日渐繁荣，但当初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痛场面，并没有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凡有大志的知识分子皆怀报国之心，亦极为珍惜同意安定的社会局面。
司马光的父亲曾长期担任主管皇家藏书阁的“三司副使”。这使司马光从小就有条件更多接触到常人所见不到的前朝史籍、档案等文献资料，于是，应当有更强烈的“以史为鉴”的愿望。
谭伯牛在《盛世偏多文字狱》里说：“通史之作用，在于总结。旧式通史，所欲总结者不外两端：一曰‘理乱兴亡’，一曰‘典章制度’。新式通史，所欲总结者，则以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为要。汉代，甫自封建制一变而为郡县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与前代截然不同，故需要一部通史来作个总结。于是，司马迁撰《史记》，作个总结。宋代，直接隋唐，远绍秦汉，政治、经济虽不脱中央集权制度（亦即郡县制的自然发展）的矩范，但是，立法更完备，运作更缜密，发展更迅速，迥异于中古之中国，以故，钱穆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于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作个总结。民国肇造，标示两千年帝制一朝崩坍，四万万人民其命维新，且不论新瓶旧酒、乱紫夺朱的遗憾，经验教训仍需总结，于是，数十年间，作者蜂起，通史之作盛于前代，其中佼佼者，则有邓之诚、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诸人。”北宋兴起了讲史、研史的热潮，但由此也真伪难辨、鱼龙混杂，司马光写此书，是为了廓清伪杂、以正视听。
或许，司马光的确有此意。不过这一定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这从他完成了此书前八卷（周纪和秦纪）后，便忙不迭地以《通志》为名，奏呈宋英宗。
当然，英宗对《通志》颇为欣赏，命设书局续修。待神宗继位，更是重视，不但擢升司马光为翰林学士，还称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将书名定为《资治通鉴》。
说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就可以说到司马光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起笔的“考量”了。
《资治通鉴・周纪一》开篇便是“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周纪”历史仅此一句，下面便是司马光很长的一段“史论”——“臣光曰”。
臣光“曰”什么呢，他长篇累牍反复论证的意思是——天子的根本职责，是维护“礼教”；维护礼教的核心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总之，要君臣有别。
他正反举例、引经据典、反复论证，天子做不到上述的根本职责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诸侯、臣子不懂得尊崇天子、本分守名，无异于叛逆之臣。
他认为，更应该“担责”的是周威烈王，其给了晋国三大夫诸侯的地位和名分，就令周朝先王的礼教丧失殆尽了。“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他感慨说：“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