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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甘肃陇西，和西北大多县城一样，落后、破败。这个不大的县城挤在山坳之间，光秃秃的祁连山余脉阻挡了这儿的经济发展步伐。
刚下火车的郑一飞目之所及，是三三两两集聚在车站小广场上打牌的中老年人，他们的着装像穿着统一的工作服一样，从帽子到衣裤一律藏蓝，年纪大点的女性也基本选择深色暗淡衣服，与这里灰蒙蒙的天空相辅相成。幸好有几个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子走过，否则干燥枯黄的这座西北小城，就一点靓丽的色彩也看不到了。
郑一飞要去的是县城的中心——鼓楼。
十五年前，十八岁的他高考失利后边准备复读，边在鼓楼一带摆摊卖小孩玩具，在那儿，他认识了看上去像个怪物的大熊。那时候的大熊中学辍学，身材肥胖，打着唇钉，留着长发，在街边听罗大佑、崔健，而那时大家都在听《老鼠爱大米》。后来，大熊的爱好从摇滚乐转向了说唱，他的脖子上总围着一条红黄绿相间的拼色围巾，那是雷鬼音乐之父鲍勃·马利的代表颜色，在西北小县城没人知道这个，大家都把他当作异类。郑一飞被这个特立独行的男孩吸引，大熊比郑 一飞小六岁，也算是同龄人，两人从此成了朋友。
鼓楼位于县城两条大街的十字路口，从鼓楼呈放射状延伸出许多小巷，巷子里散布着集贸市场、小饭馆、理发店、游戏厅等，那时的郑一飞和大熊经常一起游荡在鼓楼周围，到小摊撸串，到小酒馆喝最便宜的啤酒，到游戏厅打夜场，坐在马路牙子上吹牛、发呆……夜晚的鼓楼时常无人，只剩拱门东西通透着，昏黄的路灯照进门洞里，像烛光一样影影绰绰摇曳在洞壁上，他们走进去，就像走入了心脏，而整个县城就是肠道，他们每天在街头走，就像是在肠子里面走路，走累了，就走到心脏那儿，躺在那里歇一歇。
鼓楼记录下了郑一飞和大熊在一起放飞自我的一段时光。后来，郑一飞上了大学，又去了京城；大熊则一直留在陇西，于六年前做起了音乐，只是一直不为人所知。如今，大熊又拿起手机搞起了直播，整日嘴里念念有词，唱着周围人不理解的说唱。
郑一飞下了火车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县城的心脏——鼓楼。在他看来，鼓楼，以至于整个陇西县城，似乎还停留在原地，即便有一点点时尚元素，也是不和谐的。翻修过多次的鼓楼显出了杂乱无章的现代化，五颜六色的小彩灯沿墙线勾勒出建筑的轮廓，电线在墙上爬行，可以看见从鼓楼上面垂挂下来的广告条幅，一条被风吹得拧过了脸，另一条上的字却清晰可见：XX公司向全县人民致敬！在这座古建筑前，大熊正在直播。他看上去更胖了，穿着黑色的特大号T恤，肚子上的肥肉像水囊一样随着他身体的律动甩来甩去，在他面前，一个三角架固定着手机，他面对镜头唱着饶舌的Rap：“东南西北一条街, 打听打听我是谁……”镜头里的大熊，脸圆得像个盘子，不知怎么，他突然收住演唱激动地叫骂起来，声音很大，言辞激烈：“找茬是吧？你来，你说我不行，那你来！……”
郑一飞赶紧上前去拉大熊，大熊瞥了他一眼，悻悻地关了直播，嘴里仍在骂：“这样的人别TM关注我！我现在只做一件事——保持真实，这就是我最真实的状态！看不上我的人TM别看！”大熊气得呼哧呼哧喘气，肥硕的肚子随之一鼓一鼓的，他挪动大象一样的双腿一屁股坐到马路牙子上，肚子上的赘肉一圈圈地叠着。
他抬起眼皮问郑一飞：“到了？”
郑一飞点了下头也坐过去，他知道这就算大熊对他别后十五年的问候了。
大熊未发一言，没一会儿，他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渐渐平稳，情绪平静下来后，他算了下收益，刚够吃面，他扬了扬下巴叫声郑一飞，“走，吃饭走。”
大熊带着郑一飞去了一家小饭馆，俩人刚进去，大熊就被店员认出来了，“你不是那个网红吗，唱首歌听听。”
大熊虎着脸，扭头便走，郑一飞只得跟出来。大熊扯着嗓子，挤着两道蜡笔小新一样的浓眉骂道：“他丫就没脑子！我不想和他们说一句话，唱尼玛，我不要钱吗？……”
看着眼前的大熊，郑一飞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曾经的大熊还是个少年，读小学时，他在放学路上如平常一样买了一根烤肠吃，却不幸感染上了紫癜，后因医生过度使用激素，造成他身体严重肥胖。肥胖的大熊在学校受尽嘲笑与欺负，他被迫辍学。后来，他离开父母，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靠弹琴唱歌谋生。大熊音乐上的天赋也许源于他父亲，他的父亲是学校的保安，平日里喜欢拉小提琴。大熊对音乐也是无师自通，十五年前，他常到县城的鼓楼那儿唱歌。就是在那儿，两个素昧平生的人成了好朋友。
郑一飞喜欢当初大熊身上的那股劲儿，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性格迥异。时隔十多年，大熊的变化也在情理之中，郑一飞明白，如果他不是考上了大学，如果不是去北京接触了拍片，也许他就和现在的大熊一样。
二
郑一飞此次回来是为了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个念头早在五年前就萌生了。
在京城的这些年，他成天在各个剧组帮忙，什么杂活儿都干，给片子加字幕，整理设备、录音、摄像……他拍过各种人，有出入高端写字楼的精英，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拾荒者，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外来打工者，有操着地道京腔遛鸟的大爷……最初的几年，郑一飞裹挟在京城的人海里，每当他扛着摄像机，将镜头对准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时，不禁生出一种居高临下、睥睨众生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有别于他们，即便他们中有些人衣着光鲜亮丽，出入各种高端场所，他也觉得相较于他们蝇营狗苟求生活的样子，他，郑一飞，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理想的人。他自豪于自己是名生活的观察者，确切地说，他是名纪录片工作者。尽管这个工作非常小众，行业状况不容乐观，但他认为，人就应该做点理想主义的事情。而这一点，似乎从他一出生就决定了。
郑一飞生在距离陇西县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铁道像一根铁钎，从村子中间划过，划出一个巨大弧弯，将一个完整的村子割成了两半。郑一飞从小生活在铁道边，却在高中毕业前从没有坐过火车，也没有去过县城。
小小的村庄里鸡犬声相闻。郑一飞的父亲跟村子里的许多男人一样，大男子主义严重，爱打老婆。小时候的郑一飞经常看到母亲哭，每次母亲一哭，他就和姐姐也跟着哭。姐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像是从来都不快乐似的，长大后的姐姐也重复了母亲的婚姻模式。童年时期的郑一飞，与父亲产生了深深的隔阂，他排斥父亲，不愿意和父亲多说一句话。
自打识字后，郑一飞喜欢上了看书，可家里没有书。他最初的阅读体验来自家里糊墙的报纸，那些印在发黄纸面上的字，他反复读过多遍。他第一次读到文学刊物，是在上中学后。有一年暑假他到姨妈家玩，大人们一早都出去劳作了，留下他一个人待在屋里。百无聊赖的他想找点什么看，他在姨妈家的柜子里、抽屉里一顿翻腾，竟翻出了一本书皮发黄、卷起毛边的《小说月刊》。
郑一飞从来没有读过小说，他被这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杂志吸引了，屋里光线暗，他就拿上书站到太阳底下看，这一看就入了迷。书里的故事为他打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他感觉自己飞了起来，仿佛站在村庄上空，俯视着村庄里的一切。那一刻，在他心里面，妈妈不再是妈妈，妈妈变成了母亲，爸爸不再是爸爸，爸爸变成了父亲，村子里的人不再是邻居，而是变成了村庄里的人。等他看完整本书，天都快黑了，在夕阳余晖照耀下，郑一飞感到恍恍惚惚的，他从头到脚都被夕阳映得发亮，浑身上下透着暖橘色的光，像是重生了似的。
从那天起，郑一飞也不再是原来的郑一飞，他开始喜欢观察周围的一切，看村子里的妇女聊天，看大人们争吵，看男人打老婆，看姐姐沉默不语……在他成为一个观察者之后，他让自己从乡村生活的痛苦与贫穷中抽离了出来，他开始写东西，将内心所想记录在纸上，这成为他少年时期排解情绪的一种方式。
高考后，郑一飞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原本想学新闻专业的他，因成绩一般，被调剂到了藏语专业。但他不气馁，读大学期间他写小说、剧本，到话剧社帮忙，后来认识了纪录片导演张若楠，他经常去给张导打下手，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经历让郑一飞开阔了眼界。
大学毕业离校那天，郑一飞独自跑到火车站，面对着来来往往呼啸奔驰的列车，他的心随之飞去。他平生第一次扯开喉咙向着远去的列车大声呼喊：“我——要——离——开——”尽管他的声音随即就被各种噪音淹没了，他仍是兴奋的，脸上自始至终挂着灿然的笑。
不久之后，在一个蝉声聒噪的夏天，木槿花正开得热闹，郑一飞拖着行囊，揣着打工挣来的两千块钱，坐上火车只身去了北京。到北京后，他租住在“四平米”的地下室里，一直做着与纪录片有关的一切工作。
郑一飞租住的“四平米”没有窗户，见不到阳光，只勉强放得下一张简易单人床。逼仄的居住环境使他有好几次半夜从“四平米”里惊醒，一伸手一蹬腿就触到黑黢黢的四壁。“四平米”像个铁盒子闷得他透不过气来，每每午夜醒来，他一想起自己刚来到这个城市时的万丈豪情，想到自己已然蹉跎了的岁月，便不由得浑身冒汗。
郑一飞的家人从没有看过他拍的作品，对于他去北京做不赚钱的事，还把自己搞得苦兮兮的，无法接受，郑一飞的父亲甚至拒绝承认他有这个儿子。
如果不是五年前的那个晚上，也许郑一飞还留在北京给别人搭下手，他不会决意有朝一日要拍摄一部独属于自己的片子。
那晚，二十八岁的郑一飞喝醉了，那天恰好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上映，他独自到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
片尾，山西汾阳县城，下着大雪的冬天，五十多岁的涛独自站在熟悉的土地上，跳起了年轻时与同伴在迪厅跳的舞。山河依旧，而暮年的涛，成为了这山河的故人，雪中的这只独舞，是她情感的宣泄，也是她对命运的理解和接纳。
郑一飞看哭了，他坐在幽暗的电影院里，对着银幕泪流满面。从那天起，他找来贾导的所有片子看，尤其是《小武》，令他再次泪流。由小武郑一飞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远在陇西的大熊，在那一刻，他决定要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小武》。
一想到自己可以独立拍摄一部纪录片，郑一飞心里就像有一团火烧得慌，几年来，他为独立拍片做了各种准备。
三
郑一飞在决定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大熊，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大熊后，大熊对此一开始是抵触的，“我不太确定，这会不会把我的生活暴露得太多了？而且，我现在直播也够忙的。” 大熊皱着眉头说道。电话另一端的郑一飞安慰他道，“兄弟，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这能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你，对你的直播事业也有帮助！” 在郑一飞的再三劝说下，大熊最终答应了。
郑一飞抱着借来的机器，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回到陇西找大熊。两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就这样，开始由一台摄像机产生新的联接。
为了便于跟拍，郑一飞决意和大熊吃住在一起。
大熊还住在原来的地方，郑一飞跟随大熊走进那间老房子时，第一感觉是这里不像人住的地方：桌子上堆满了果皮纸屑、一次性包装袋等杂物，沙发上、椅子上到处都扔着衣服，灰色的瓷砖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垃圾溢出了垃圾筒，地上到处是垃圾，整个屋子像被垃圾怪兽袭击了一样，脏乱得无从下脚。更让人不解的是，大熊对于旧物有一种癖好。郑一飞在大熊家的柜子里看到一把锈得发黑的菜刀，还有一个同样黑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调料盒，大熊说是被他妈妈扔掉后他又捡回来了，他理直气壮道：“我们家都用了十多年了，为什么要扔掉它们？”。不止如此，大熊上幼儿园时戴的那顶红色毛线帽他也留着，有时候夜里出去游荡时他还会戴上它，初中时他花三千块钱买的声卡、耳机和麦克风，他也一直用到现在。
作为导演的郑一飞，他想讲的是一个真实故事，他不想去刻意美化粉饰人物；而大熊也想在镜头前展现真实的自己。在这一点上，两位年轻人达成一致，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俩人还是避免不了冲突。
随着拍摄的深入，两人之间的矛盾渐渐浮现。郑一飞为了追求纪录片的可看性，希望大熊能展现出更多生活中的挫折和困境，比如让他重现那些被同学嘲笑的场景，或者在直播遇到困难时，要求他表现得更为沮丧一点。大熊对此十分抵触，他觉得这些都是自己不愿回忆的痛苦过去，不想再一次次揭开伤疤，“我做直播是为了向前看，不是一直活在过去！” 大熊愤怒地对郑一飞说道。郑一飞却认为这是纪录片的卖点，没有这些元素，片子就会平淡无奇。两人为此大吵一架，大熊连着几天都不搭理郑一飞。
那天，大熊因为设备故障，直播效果很差，遭到了网友吐槽。郑一飞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拍摄素材，他想捕捉大熊最真实的崩溃瞬间，可大熊根本不愿面对镜头。郑一飞手持着摄像机不依不饶，“大熊，这可是难得的素材，你得让我拍！” 大熊忍无可忍，气势汹汹地冲过去一把推开郑一飞，“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只想着你的纪录片能不能火，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大熊瞪着一双发红的眼睛朝郑一飞吼完，晃动着肥胖的身躯气呼呼地转身离去。郑一飞心疼手里的摄像机，他赶紧仔细察看，刚才大熊推他时，要不是他抓得牢，摄像机差点摔在地上——这可是他的身家性命呀！郑一飞忍不住冲着大熊背影恨恨骂道：“要死呀！”
之后的日子里，两人陷入了冷战。大熊继续着直播，却不让郑一飞再跟拍他。郑一飞拍摄不成窝着火，嗑起瓜子打发无聊，他将嗑完的瓜子皮噗噗地吐到了纸盒里。大熊见状大为光火，“你是不是真把我家当垃圾站呀？你有没有尊重过我？……”大熊一通发泄后，伤心地坐在一角抹起眼泪。
这一连串的事情让郑一飞不禁陷入了自我怀疑，他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太过于功利，而忽略了大熊的感受，他们虽为朋友，可他真的了解和理解大熊吗？
毫无头绪的郑一飞又一次找出了贾樟柯的《小武》看。
《小武》制作简陋，画面粗糙，汾阳县城的青年梁小武，沉默寡言，在社会转型的夹缝中生存，接连失去友情、爱情与亲情后，最终失去自由，成为囚徒。影片诉说着底层小人物的苦闷与落寞。试图在琐碎中找到些许尊严的小武，引发了郑一飞的强烈共鸣。郑一飞感知到大熊是互联网时代的小武，他们都在县城街头漫无目的地晃荡，都有自己的苦闷与落寞，却又都在一日日的琐碎中寻找着活着的尊严。郑一飞觉得眼下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大熊的命运。
四
深夜的陇西县城鼓楼之下，郑一飞和大熊两个年轻人在此游荡，他们或自说自话，或沉默不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大熊在讲话、唱歌，郑一飞在听。两个人一人手里拿着摄像机，一人嘴里念念有词哼着说唱，遇到认识的人时就聊几句。郑一飞喜欢听大熊与别人聊天 ，这个过程他觉得很迷人。
县城不大，大熊在街上遇到朋友时，会拿橘子换对方的炸鸡排吃，也会在对方开的琴行待一会儿，互相讨论彼此的父亲，还有喜欢的女孩儿。
大熊在网上喜欢上一个女孩，女孩嫌弃他太胖，他总是打电话向对方承诺，自己一定会瘦下来。
大熊与那个女孩相约见面。为了以最好的形象出现在心仪的女孩面前，大熊去澡堂搓澡，他喊郑一飞一同前往给自己搓背。从澡堂出来后，大熊顿感神清气爽。他换上了自认为最好看的一套衣服——格子马甲和同款长裤，还将头发用发胶定型成微微上翘的俏皮造型。他胖嘟嘟的圆脸上堆满了笑，整个人透着十足的喜感，新换的衣服稍稍有点紧，撑得他圆滚滚的肚皮更显凸出了。
傍晚，大熊如约到汽车站接自己喜欢的女孩。他的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时不时地踮起脚尖，望向出站的方向。来来往往很多人，大熊的目光在人群中急切地搜寻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是女孩的身影。他想象着女孩出现时，自己要怎样微笑着打招呼。可是，大熊的希望一点点地落空，他的眼神也从最初的期待变得黯淡无光。
女孩最终没有来。当最后一班车缓缓驶离车站，扬起一阵尘土时，大熊的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他伫立在出站口，隔着铁栅栏，呆呆地望着空荡荡的车站。初夏的晚风轻轻地吹过，撩动起大熊的头发，起先还挺翘的造型，也被风吹得坍塌了。
那个晚上，大熊没有回家，他躺在街头的石板凳上，望着黑夜，一句话都没有，泪水悄悄滑过他脸颊，他没有去擦，任凭风儿去吹干。只在周围有动静时，他才转头看一眼，又像什么也没看到一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大熊的“失恋”时刻，郑一飞一直默默地陪伴着。郑一飞知道，在这个落后的小县城里，大熊曾有好几次差点沉沦为社会边缘的坏孩子，却又都靠着仅有的一点精气神，提拉起将要坠落的自己。只是，大熊常显得跟周围世界格格不入，有意无意间，他总想要搞点事情和动静。为了证明自己，大熊决意坐火车去西安参加《中国新说唱》综艺。
在填写报名表时，大熊想写自己最擅长的风格是freestyle，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拼这个单词，需要上网搜索一下。不巧报名现场的网络信号不好，大熊的手机信号一直在那儿转圈圈就是登陆不上网页，急得他满头大汗。大熊的狼狈样儿，郑一飞看在眼里，他不动声色，拿过笔来，替大熊填写了报名表。
临上场表演前，从来没有登过大舞台的大熊，紧张得额头直冒汗，两只手也不听使唤地不住发抖。他想退赛，可一想到若让家乡人知道他临场退赛，他的自尊心又让他受不了。大熊只得硬着头皮上台，由于过度紧张，第一轮他就被淘汰了。
失败后的大熊回家途中，在定边火车站的站前小广场上，来了一段即兴演唱。时间已是深夜，站前广场上寂寥无人，大熊粗粝的嗓音豪放不羁，那是真正的freestyle，真实、粗犷，不掺杂任何技术。大熊一曲唱罢，蹲在地上哭了，眼泪流过他的鼻子，又流进了他嘴巴里，再从嘴巴流到下巴颏，粘成一条一条的线，分不清是鼻涕还是眼泪。
大熊的真实与痛苦，郑一飞看在眼里，他一直陪着。
郑一飞扛着摄像机，拍下了大熊的一举一动，无论大熊是一言不发还是喋喋不休，无论大熊是欢笑还是哭泣，他都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五
回到家乡的大熊，终日游荡在街上。对于自己的故乡陇西，大熊说，这里充斥着没有尽头的孤独。
有天，大熊发现鼓楼的城墙将被拆掉进行修缮，在昏黄的灯光照耀下，一大片残垣断壁透着几分凄凉，仿佛灾难片中被地震肆虐后的场景。
大熊的心猛地一揪。鼓楼，于他而言，绝非仅仅是一座古老的建筑，他不假思索，要进去看看，哪怕那场景会刺痛他的心。几名工人眼疾手快地拦住了他，其中一人语气坚定地说：“这里是施工重地，任何人都不得随意进入。”大熊质问工人，“我作为陇西人，为什么不能见证鼓楼被摧毁的过程？”大熊的眼神中满是执着与倔强，他不顾一切地用力往前冲，试图冲破这道阻挡他与鼓楼的人墙。几个工人见状，不再多言，他们迅速上前，不由分说地拉住大熊胳膊，用力将他向外拖去。大熊奋力挣扎着，可终究敌不过众人的力量，被硬生生地拖出了工地范围。
那一刻，鼓楼静静地矗立在不远处，残损的城墙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孤寂。大熊站在工地外，望着那熟悉又陌生的建筑，心中满是怅然与不舍。
这座鼓楼，早已深深烙印在了大熊生命里。他经常在此演唱，他第一次开直播就是在鼓楼。他清楚地记得当初面对人们异样的眼光，他怎么都张不开口，他躲进拱门里暗暗给自己打气，后来他一闭眼管他三七二十一扯开嗓子一吼，就再也无所畏惧了。如今，面对变了样貌的鼓楼，大熊感觉比“失恋”那一刻还难受，他低垂着头有气无力地喃喃道：“它没有灵魂了，它就是死了……”
在大熊失落悲伤的时候，郑一飞陪伴在其左右。他跟随着大熊漫无目的地游荡在鼓楼周边的小巷里，看着一个个店门开了又关了，直至街上陷入一片死寂。昏黄的路灯伴着他们，将两个落寞的身影拉得长长的。走累了的俩人，坐到马路牙子上，举头怔怔地望着天空发呆。
灰蒙蒙的天空像块巨大的幕布一样压了下来，仿佛整个世界都包裹上了一层铅灰色的纱幔。
郑一飞看了看大熊，打破沉默，苦笑着说：“唉，我这个纪录片拍了快两年了，前期拉的投资也花完了，要是再没人愿意投资，拍出来的片子也没地方播，那我这些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大熊无奈地挠了挠头，说：“那怎么办？咱俩同病相怜呗。我搞直播，每天累死累活地想点子、做内容，可就是火不起来，粉丝没几个，收入也少得可怜，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讲完这句话，两个人又都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彼此倾诉起自己在追求梦想道路上的种种艰辛。大熊说，自己为了一场直播，连续几天不睡觉创作了一首自认为满意的新歌，结果观看人数寥寥无几；郑一飞则讲述自己有一次为了拍摄一个高山上的羚羊镜头，在恶劣的环境中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却因为设备故障而功亏一篑。两人的话语中都充满了无奈和不甘，可在这灰暗的夜色下，又显得那么无力。
“你说，我们是不是选错了路？”大熊有些迷茫地问道。
郑一飞沉默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我不觉得。那些伟大的导演，他们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取得成功。虽然我连导演都还算不上，但这是我独立拍的第一部片子，无论如何我会全力以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弃。” 大熊听了郑一飞的话，眼中闪过一丝光：“你说得对，不能轻易放弃，就算结果不好也没关系。我们都还年轻，大不了重新再来！”
随着交流的深入，两人的心情也逐渐好转。在这个灰蒙蒙的夜晚，他们仿佛找到了彼此的慰藉，不再感到那么孤单和无助。
夜渐渐深了，大熊和郑一飞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准备回去睡觉。大熊看着郑一飞，笑着说：“兄弟，以后有啥困难，咱们互相照应着。说不定哪天我直播火了，还能给你的纪录片宣传宣传呢！” 郑一飞也笑着回答：“好啊，等我的纪录片上映了，一定请你看首映！到时候你就是名人了，我的纪录片也能跟着你沾沾光！”
两人相视一笑，然后一起往回走。在那灰蒙蒙的夜色中，他们的背影虽然依旧显得落寞，但却多了一份坚定和勇气。
六
一年之后，郑一飞带着自己的纪录片在京参加了颁奖礼。
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主持人宣布颁发“观众荣誉奖”，大屏幕上打出了《小城故事》的剪辑镜头。镜头里，大熊在街头直播唱歌，大熊躺在街头石板凳上，大熊在小饭馆里吃饭，大熊在哭……随着一个个短镜头的切换，主持人宣布：“获得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观众荣誉奖的作品是《小城故事》。评审推荐语这样写道：一个网红时代的幸与不幸，他被注视，也被漠视，他被理解，同时也被伴随着巨大的误解。他向这个世界袒露他的真心。但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能是他不自知的更大的表演。此片拍出了这个时代的躁动与空虚，愤怒又找不到愤怒对象的悲情。下面有请获奖者郑一飞导演上台领奖。”
在如雷的掌声中，身形瘦削戴着黑框眼镜的郑一飞走上台，他面向颁奖者和台下观众深鞠一躬，接过奖杯后，他高高举过头顶，然后走到话筒前，用带有西北口音的普通话讲道：“《小城故事》我拍摄了两年，两年中我与片中的大熊朝夕相处，我们不单单是导演与拍摄对象的关系，更是朋友，是彼此成长的见证者。这部片子是我的处女作，此次能够获奖，我非常激动。感谢评审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厚爱！”
郑一飞简短地发表完获奖感言正准备往台下走，被主持人拦住。主持人面向观众问道：“大家看了这部片子后，想不想请郑导在现场与远在陇西的大熊连线？”台下观众纷纷大声回应：“想——”“连线——”。
主持人请郑一飞拨通了大熊的视频电话，大熊的形象投影在了大屏幕上，有观众让大熊来段即兴表演，并给到了三个关键词：大熊、电影、人生。
大熊当即来了一段Rap，他手舞足蹈地唱道：“嗨，我是小城青年名叫大熊，我有好多失望，也有好多幻想，年轻的我贪玩懒惰，这样的我如此无用……”他唱得收放自如，就像他的每次直播一样，将自己完全融入了现场观众当中。 当大熊唱到最后一句“我说人生，你说如梦，我说抓紧，你说糊弄。嘿，人生——”，现场观众随之呼应：“如梦——”“抓紧——”“糊弄——”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郑一飞从自己位于京城五环外的“四平米”醒来时，已近中午。这一觉，他睡得从未有过的踏实。
醒来后的他，没有急于起床。他打开手机，看到圈内朋友发来祝贺信息。很少发朋友圈的他，领完奖后发了一条《小城故事》获奖的信息，并配发了一张他在领奖台上接受颁奖的照片。他的微信头像是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中的一张剧照，他出租屋的白墙上也贴着《喜剧之王》的海报。郑一飞觉得，自己跟周星驰电影里的小人物很像，他们即使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也绝不屈服。
处女作获奖后，郑一飞的经济状况稍稍有了点改善，下一步他可以搬出“四平米”去租一间有窗户的房子了，不过准备要拍的下一部片子依然还得借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