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哪些人倾向于投身群众运动

对现状不满，却又不至于穷困潦倒，对未来充满期待和信仰，且对困难一无所知的人，最容易投身群众运动。所以，群众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往往不是特权阶级也不是底层人民，而是中间阶层。

具体而言：

1.穷人

（1）新穷人：刚陷入贫穷的新穷人比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

（2）赤贫者：赤贫者为生计奔波，不会有时间和心情去造梦。

（3）自由的穷人：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远甚于对压迫的恐惧。

（4）有创造力的穷人：创造力愈是衰退，投身群众运动的倾向便会显著增加。

（5）有所归属的穷人：有所归属的穷人不会热衷于群众运动。因此，群众运动往往萌芽于集体结构松动、个人无所皈依的阶段。

2.畸零人：永久性畸零人比暂时性畸零人更容易成为群众运动永远的皈依者。

3.极端自私的人：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奉献精神的主要力量。

4.面对无穷机会的野心者

5.少数民族：行将解体的少数民族需要群众运动作为替代品。

6.烦闷者

7.罪犯：群众运动为罪犯改过自新、洗涤罪孽提供了很好的沃土。

二、个人投身群众运动的心理原因

1.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

2.逃避无能的自我。

3.替代自信。

4.满足虚荣心。

三、群众运动的性质

1.群众运动具有可替代性，且形式不同、性质不同的群众运动可以共存或相互转化。

2.忠实信徒既可以参加此群众运动，也可以参加彼群众运动。

四、促进群众运动的方法——促进自我牺牲和团结催化剂

  （一）促进自我牺牲

    1.把个人同化到集体

    要让一个人产生自我牺牲精神，必须撕去他的自我同一性和特殊性。

    2.戏剧元素

    通过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

    3.贬低现在

    群众运动给自己设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乃是其对抗“现在”的策略。一个群众运动不只会把“现在”形容为卑劣惨淡的，它还会刻意把“现在”塑造成那样。大部分群众运动之所以会宣扬苦行理想，就是为了培养信徒对“现在”的藐视。如果只有共同苦难而没有共同希望的话，既不能产生团结，也不能患难与共。对“现在”持贬抑的态度会让人培养出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

    保守派、怀疑派和自由派，这三种人都珍视“现在”，所以都不甘自愿接受自我牺牲的观念。激进派和反动派都厌恶“现在”，视之为一种反常和畸形。

    两者差异：主要是对人类天性的可塑性看法不同。激进派对于人类天性的无限完美具有热情信念，相信只要改变环境，就可以创造出全新而史无前例的美好社会。反动派则不相信人的自身具有深不可测的向善潜力，认为如果想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社会，就应该取法过去成功的楷模。

    4.未得的东西

    自我牺牲的动力不可能是出于任何具体利益的考虑，如传统、荣誉或希望。

    5.教义

    一个有能力根据自己经验和观察作判断的人，通常不会有殉道的念头。所以，所有群众运动莫不竭力在信徒与真实世界之间拉上一道帷幕。它们声称终极与绝对真理业已包含在它们的教义里，除去这些教义，别无真理可言。依赖感官和理性证据的人被视为异端和背叛。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在其内容，而在于它言之凿凿。虔诚者总是呼吁别人应该用感觉而不是脑子去理解绝对真理。如果一种教义不是复杂晦涩的话，就必须是含糊不清的；而如果它既不是复杂晦涩也不是含糊不清的话，就必须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要把它弄得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未来才能断定其真伪。

    6.狂热

    一个人一旦被迫丢弃、怀疑或遗忘自我，他就会变成一种有高度反应性的物质。他无法单独生存，非得全心全意依附于某种力量。

    7.群众运动与军队

    军队的职责在于支持、保卫和扩大现在。群众运动则是为了摧毁现状，它的心思放在未来。

  （二）团结催化剂

    1.仇恨

    那些精明得知道该怎样发动或推进一个群众运动的人，除了知道该提出何种主义纲领以外，还懂得怎样挑选一个敌人。一个精明领袖的天分之一是懂得把所有的恨意集中在单一敌人身上。不管一个群众运动内部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会被说成是这个魔鬼搞的鬼，而每一趟胜利，都会被说成是对魔鬼阴谋的粉碎。

    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好，甚至反而会把跟我们爱同一对象的人视为竞争者和侵犯者。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有志一同的人。它们是我们拼命要掩盖自己的贫乏、无价值、罪恶感和其他缺点的一种表现。自卑就此被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

    我们的恨意主要仍然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来自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换言之是源于自卑。让我们的罪疚意识不发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所恨的人是不折不扣的低等生物，活该受到各种惩罚，甚至予以灭绝亦不为过。

    恨一个有不少优点的敌人要比恨一个一无是处的敌人容易。我们无法恨那些我们鄙夷的人。恨意总是潜藏着钦佩。这一点，部分反映在我们喜欢模仿我们所恨的对象。狂热者有两个方法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一是广收信徒，二是多树敌人。尽管煽动仇恨是动员一个共同体起而御敌的方便好用的工具，但长远来说，它的代价并不便宜。

    2.模仿

    我们会偏好模仿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多于与我们差不多的人，偏好模仿我们钦佩的人多于我们鄙夷的人。这一点对一个群众运动来说有利也有弊。因为易于模仿和被带领，这些人也特别容易受外来的影响，因此，各种方法被用来切断信徒与非信徒的联系，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灌输追随者一种藐视外部世界的心态。

    3.说服手段与强制手段

    宣传只能打入那些本来就打开的心扉，或是把某些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主张强化。最容易单凭宣传打动的一种人是失意者。宣传技巧再高明，都不可能让那些失去信仰的人再度相信。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有所准备，以便在人们不再相信它时，用武力使他们相信。宣传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别人，不如说是为了说服自己。他们制造的血腥愈多，就愈需要相信他们的原则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会心安理得，有力量继续向前冲。恐怖手段不但可以威吓“忠实信徒”和粉碎敌人，还可以让他们自己的信念受到激励和强化。从个人兽性生发出的暴行既不会够暴烈，也不会维持得久。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它是为了寻找一个终极和不容反驳的证明，以证明我们拥有的真理是唯一和独一的真理。愈是容易受质疑的教条，其传教的冲动就愈强烈。

    4.领袖

    领袖不可能创造出让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兴起的各种条件。当条件尚未成熟，一个领袖是不会有追随者的。一旦舞台布置就绪，一个卓越领袖就是不可少的。没有他，就不会有群众运动可言，他把失意者内心的积怨大声说出来并加以合理化，描绘出一个令人屏息的未来。他会制造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象，以促进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会唤起人们对集体的热忱，让他们觉得个人的生存是渺小而没意义的。

    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真正重要的是他敢于摆出自负的姿态，完全漠视别人的意见，不惜一个人单挑整个世界。完全放弃自我是达成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的先决条件。而要实现这种放弃，最直接的方式大概莫过于灌输和颂扬盲从的习惯。对失意者来说，不用负责任比不用受约束更有吸引力。

      5.行动

      真正的行动人-建造者、士兵、运动员，甚至科学家等，其个体独立性都要低于思想家或创造力来自沉思默想的人。忙于外务的人彼此之间要有更多的共通点，也更同质。思想人彼此很难共事，但行动人之间却很容易发展出同志情谊。开垦林地、建造城市、拓荒和大规模的工业计划皆有类似功能。就连踢正步也可以作为一种团结催化剂。

    6.猜疑

    因为深谙自己的瑕疵与缺点，失意者对别人的歹意与恶念总是特别眼尖。如果别人身上有我们自己竭力隐藏的那种瑕疵，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去加以揭发。所以，当一群失意者因一个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时，总是会弥漫出强烈的猜疑气氛。值得惊异的是这种同侪间病态的互不信任不但不会带来分裂，反而会带来强固性。这是因为知道自己被持续监视，群体中每一个成员会热烈遵守行为与思想守则，以避免受到猜疑。新兴的群众运动把血缘和朋友关系视为一种会减损群体向心力的东西。

    7.团结的效应

    团结化是一个减损多于增益的过程。为了同化到一个集体中，个人必须剥去他的个体特殊性。他会失去自由选择和独立判断的权力。很多他的自然倾向和冲动都要加以压抑或钝化。这些都是减损。至于那些看起来是增益的成分（如信仰、希望、自负和信心），其源头都是消极性的。他对完全融入集体的渴望比失意者逃离自我的渴望还要强烈。他必须攀附着集体，否则就会像落叶一样凋谢和褪色。

    群众运动用什么手段来强化和维系其依附者的不完整感，其中一个手段是把教条提高到理性之上，这样，个人智慧就没有用武之地。另一手段是通过经济集权和故意使生活必需品稀少，让个人产生经济依赖。对文学、艺术、音乐和科学强力审查，可让即使有创造力的人也无法过上自足的生活。

五、群众运动中的角色

（一）言辞人

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致之，而是心有不平的言辞人积极促成的。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

不管是哪一类型的言辞人，差不多都有一种深切的向往：被肯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不安全感。他的虚荣心要多于雄心；他喜欢别人尊重多于服从，喜欢得到权力的表象多于权力本身。不过，等到一个言辞人完成自己的一套哲学或主义之后，他就不容易会动摇，不容易受奉承和引诱影响。若是一个言辞人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

每当我们看到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就可以断言，这个体制要不是完全没有读书人阶级，就是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稳定性是官僚系统与文人紧密结合的结果。

真诚的言辞人不需要靠绝对的信仰活下去。他把探索真理的过程看得与真理本身同等重要。他不会排斥思想上的冲突，也乐意参与一来一往的论辩。不是要把它作为行动纲领和信仰原则。狂热者和对信仰如饥似渴的群众则反是，他们更喜欢给思辨加上神圣的光环，使之成为一种新信仰的源泉。

一个群众运动的悲剧角色往往是为其前导的言辞人。事实上，一个群众运动所体现的自由，一般都比它们致力要推翻的旧秩序来得少。言辞人当初站起来对抗旧秩序，指责它的不合法和高压政策，要求它给予个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响应他们呼吁的群众，渴望的是和他们一样的东西。然而，群众渴望的其实不是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摆脱自主存在这个不能承受之重的负担的自由。他们不想要良心的自由，只想要信仰——盲目、独裁的信仰。旧政权让群众不满的不是它的邪恶，而是它的软弱；不是它的压迫性，而是它无法把人们敲打成一个坚固有力的整体。

（二）狂热者

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也只有狂热者才能使一个群众运动孵化成形。没有狂热者，大概就不会有一个新开始。等旧秩序开始瓦解，言辞人反而会害怕起来。

当旧秩序开始崩溃，狂热者会全力搅和进来，对可憎的“现在”施以猛烈无情的打击。对自己一心一意制造的混乱状态，他有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没有破坏就不会有建设。他会把怕事的言辞人推到一边，不过还是会继续宣扬言辞人提出的主张和口号。

狂热者是打哪儿来的？大部分来自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中间。言辞人内部有一个重要分野：一是创造欲望得到满足者，一是创造欲望得不到满足者。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不管他对既有秩序的批评和嘲讽有多猛烈，他的激情在于改革而非摧毁。后者乃是一些狂热鄙夷“现在”的人。那种渴望写一部巨著、画一幅名画、设计一座雄伟建筑而又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办不到的人，只要是生活在安定的社会，就不会得到内心的宁静，只有混乱状态会让他如鱼得水。因为永远无法与自我取得和谐，所以他害怕确定，害怕固定的秩序。

再者，由于真正的言辞人不会愿意长时间压抑自己的批判意识，日子一久，他无可避免会扮演起异端角色。因此，除非他能适时与操实权的行动人联合起来或早早寿终正寝，他的最后下场很可能是引退、被放逐或遭到枪决。一旦取得胜利，新秩序开始成形，狂热者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乱源。只有务实的行动人介入，一个群众运动才可望保有它已取得的成果。

（三）务实的行动人

一个群众运动一般都是由言辞人为前驱，由狂热者实现，再由行动人加以巩固。如果这三种角色由不同的人接连担任，对一个群众运动来说通常都有好处。群众运动若是从开始到成熟都是由同一个人或同一批人领导，往往不会有好下场。

当一个行动人接管了一个得势的群众运动以后，其首要关心是把成员的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维持下去，他会倾向于倚重强制手段。这阶段的一大特征是会出现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但之所以会这样，并不纯粹是当权者嗜权，这也是一种蓄意采用的策略。极端独裁看来在一个组织的诞生阶段和衰落阶段都是最容易出现的，因为它可以让尚未定型的东西定型，或让行将解体的东西暂时稳住。

六、良性和恶性的群众运动

（一）积极阶段的黑暗与贫瘠

在社会激情处于高压的阶段，少有可供人沉思和反省的余地。一个群众运动，不管其信仰如何崇高、目标如何正大，只要它的积极阶段为时过久，就绝不会是良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这个运动已掌握了权力却仍然继续积极阶段。

狂热者因为藐视“现在”而看不见生命的复杂性和独一性。凡是足以激发创作灵感的事物，他都会认为是微不足道和堕落的。另外，狂热者因为心态傲慢，所以也产生不出新的创见。他不会偶然停下来从事有益的探索，寻找新的反应、新的组合和新的开端。

（二）决定积极阶段长短的一些因素

一个目标具体而有限的群众运动，其积极阶段之持续时间，比一个目标朦胧而不确定的群众运动要短。

一个追求高远理想的群众运动固然常常会引起长时期的扰攘和暴乱，会有这种后果的，往往只是幅员广大、人口异质化程度高的地方。一个人口种族较为单一的小国用不着营造狂热气氛或采取高压手段，一样可以缔造理想社会。

在有自由传统的国家，取得政权也许不难，但权力要长久保持却难上加难，所谓自由的传统就是反抗的传统。

领袖的人格特质是左右群众运动性质与长短的一个关键因素，能够让“权力陶冶出高贵与恢弘灵魂”的人寥寥无几。

目标愈明确，人们对目标的记忆会愈清晰，而个人自由在最后抬头的可能性亦愈大。

（三）有益的群众运动

把人民宗教化的能力是民主国家领袖的必备才具之一。在“忠实信徒”眼中，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是没有骨气和个性的。

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认为，一个国家要是无法产生扎实的群众运动，就反映出这国家具有种族上的缺陷。一个社会要保持生气，是少不了一小群高教养而能言善辩之士戮力而为的。另一方面，言辞人又不应该与现政权保持太密切的关系。

社会的长期停滞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多个世纪以来，读书人不但寥寥无几，而且几乎总是统治阶层的成员。

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外来影响力似乎是一个主导因素。但需要强调的是，外来影响力的作用，主要是在一个原来没有言辞人的地方创造一批言辞人，或是在已经有言辞人的地方引导他们与旧秩序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