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局却被两个能干的人物给避免了，这两个人就是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后者的无可争议的御位直到337年为止。这时候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大致上相当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两部分。君士坦丁在拜占庭建立了东部帝国的首都，并为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做君士坦丁堡。戴克里先有一个时候改变了军队的性质，从而约束了军队，但从他以后最能作战的武力便都是由野蛮人主要是由日耳曼人所组成的，一切高级指挥的职务，也都向他们开放，这显然是一种危险的办法，而五世纪初，它便产生了自然的结果，野蛮人终于决定为自己作战要比为罗马组织作战更为有利，可是它为它的目的而效力了一个多世纪。戴克里先的行政改革同样也有一个短期的成功，但是终于也同样带来了灾难。罗马的体制是允许各城市有地方自治政府的，并让地方官吏自己去收税，只有每个城上缴的税额总数才由中央当局规定，这种体制在繁荣时期一直运用的很好，但是到了帝国枯竭的时期，所需的收入已经多得非使用过度的压榨就不能供应了。市政当局都是个人对税收负责的，变得纷纷逃亡以避免向上交税，戴克里先强迫家道殷实的公民担任行政职务，并规定逃亡是非法的，他又出于同样的动机而把农村居民转化为农奴，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并禁止迁移。这种体制也被后来的皇帝们所保留下来。
君士坦丁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采用基督教为国教，这显然是因为大部分兵士都是基督教徒的缘故，这一措施的结果就是当五世纪日耳曼人摧毁了西罗马帝国的时候，他的威信也使得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从而便为西欧保存下来了那些曾为教会所吸收了的古代文明。
划归罗马帝国东半部的领土，其发展却有不同。东罗马帝国的疆域虽然不断缩小，但他却一直存在到145 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为止，然而往昔东部的罗马省份，包括非洲和位于西方的西班牙在内，都变成了回教世界，阿拉伯人与日耳曼人不同，他们摒弃了那些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的宗教，但是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明，东罗马帝国的文明是希腊的，而不是拉丁的。因而自七十几至11世纪保存了希腊文学，以及一切长存的与拉丁文明相对立的希腊文明的便是阿拉伯人，至11世纪以后，最初是通过了摩尔人的影响，西方世界才又逐渐的恢复它那已经丧失了的希腊遗产。
现在来谈一谈罗马帝国对文化史起作用的四条途径:
一、罗马对希腊思想的直接影响。这开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两个人，即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与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潘尼提乌。希腊人对罗马人的自然态度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鄙视，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更文明的，但是在政治上却较为软弱，如果罗马人在政治上有着更大的成功，这只说明了政治是一桩不光彩的行业，公元前二世纪，一般的希腊人是耽于娱乐的，机智敏捷的，他们善于经营，对一切事都毫无忌惮，然而也还有一些具有哲学能力的人，其中有些人特别是怀疑派例如卡尔内亚德竟至于让聪明摧毁了严肃。有些人如像伊壁鸠鲁派或一部分斯多葛派就完全退隐到宁静的个人生活里去了。但是也有少数人他们的眼光要比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所曾表现过的更为深刻，他们认识到了罗马的伟大，乃是由于有着希腊人所缺乏的某些优点。
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约于公元前200年，生于阿加迪亚，他是作为一个囚犯而被送到罗马去的，但是到罗马之后他却有幸做了小塞庇欧的朋友，他伴随着小赛比欧经历过许多次征战，一个希腊人而认识拉丁文人是罕见的事，虽说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认识希腊文，然而波利比乌斯的遭遇，却使得他精通拉丁文，他为了教育希腊人而写出了布匿战争史，因为布匿战争曾使罗马得以征服全世界，当他写作的时候，他对罗马体制的赞美已经是过时的，但是在他的时代以前罗马的体制与绝大多数希腊城邦不断变化着的体制比较起来，却要更富于稳定性与效率，罗马人读了他写的历史，自然是高兴的，然而希腊人是否如此就值得怀疑了。
斯多葛派的潘尼提乌，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谈过了，他是波利比乌斯的朋友，并且也像波利比乌斯一样是小塞比欧的被保护人，当塞比欧在世的时候，他屡次到过罗马，但是从公元前129年赛比欧死后，他就留在雅典做斯多葛派的领袖。罗马仍然充满着为希腊所已经丧失了的那种与政治活动的机会，联系在一起的希望心。因而潘尼提乌的学说比起早期斯多葛派的学说来说，便有着更多的政治性而与犬儒派的学说更少相似，或许是有教养的罗马人对柏拉图所怀的进步影响了他使他放弃了他那斯多葛派前人们的教条主义的狭隘性，于是，斯多葛主义就以他和他的继承者波西东尼所赋予的那种更为广博的形式，而有力的打动了比较严肃的罗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