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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过相当长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新的财政赋税体制在清代中期最终确立起来。这种与明初所定的赋役制度有根本性差别的财政赋税体制的确立，意味着政府赖以作为征收赋税基础的户籍制度，也必然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图甲的编制，已经不是一种以家庭和人口为中心的组织，而变成一种以田地赋税为中心的系统。
这种人在此里、田在彼里的情况在明清时期相当普遍，甚者还常常有人在此县、田在彼县的情况。如永安县的田产，多为归善县地主所有，每年秋天，归善人来收租，“收获漕归，舳舻相接
田地与业主在户籍隶属上分离所引起的问题，以所谓“寄庄”问题最为典型。访得按属州县，有等富豪人户，置买别县田产，立作寄庄，坐享租利，不行纳粮，贻累里甲代其赔，及至轮编徭役，则又恃其隔涉，不服拘唤。人有倚称权豪亲戚影射。
一条鞭法以后图甲性质的最大变化，就是这时编制里甲的重点，在于田粮的登记，而不是人口的登记。故图甲的构成，亦以田地赋税的登记为核心，而户籍编制稽查的作用，反是依赖着田地赋税登记来实现。至于人口登记的意义，在图甲户籍的系统中，早已荡然无存了。
明代的差役制度有三个重要原则：一是按里甲编制轮流应役，每年每里由一甲应役，十年一轮，周而复始。这种办法必然要求各甲人户尽可能整齐，从而产生一种要求避免原来的户籍编组的秩序发生变动的倾向，进而导致户籍政策的僵化。二是各色人户依据各自的户别佥派固定的差役，并世袭应充。故为了防止有军、匠等特定户籍的人户借分户逃脱原籍，就要限制以至禁止军籍、匠籍的人户分析户籍。三是差役负担的轻重按每户的人丁事产为依据佥定。这种差役不是一种单纯的对丁所课的税，它是以户为基本课税对象，由人丁事产状况来确定户的等级和应充差役轻重的等级户税。
明朝政府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保持户籍的稳定上，以保障赋役原额不致缺失，而不是准确地登记户口。因而，在对待户籍的分析和变动的问题上，限制多于灵活，消极多于积极。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制定的《攒造黄册格式》虽对黄册的编造作了相当详密的规定，却唯独完全没有涉及如何处理分家之后户籍的分析问题。
图甲之中所谓“户”的真正内涵，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是指一定的田产税额的集合体。
正因为每个户都是由特定的社会群体（一般是宗族或其支派）支配和使用，故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用户名来指称某一宗族或族内的房系。
明代中期以后赋役制度改革的基本趋向是，将过去以户为单位，按人丁事产多寡的等级佥派轻重不等的差役的办法，改为将差役折算为货币（银），制定出确定的比例税率，分别按丁田（粮）征派。随后，又逐渐将丁的负担转摊入田粮之中。从而实现了等级性的“户役”向土地税的转变。这一改革的直接动因，本是适应黄册里甲制的变质而展开的，而改革的结果，又无疑意味着对里甲制变质的认可，从而使这种变质制度化
对于人民来说，重要的只是希望通过拥有户籍来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在户之内承担一定的纳税责任来保障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只要官民双方都能达到各自的目的，“户”由何种规模和形式的社会群体拥有和支配都是无关紧要的了。于是，“户”不代表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的现象，就获得了合法化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有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成为普遍的事实。
图甲制中的“户”实质就是一种类似于今日银行账户那样的登记单位（即“户头”）由于“户”一般是由某种民间社会集团共同使用和支配，这就意味着没有土地财产的社会成员要获得“户籍”，可以并一定要从属于某一拥有户籍的社会集团，成为其中的成员。同样道理，一个人如被取消了在某一社会集团中的成员资格（例如出族），也就意味着变成“无籍之徒”，除非他拥有一定的财产，有能力重新立户，而这又是相当困难且需付出一定代价的。这样也就必然加强了民间社会集团（一般组织为宗族的形式）的统合力和支配权力。由此可见，明清里甲制下“户”的性质的衍变，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建立在土地财产和对民间社会组织的从属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不像过去的传统那样建立在编户齐民对王朝的直接人身隶属关系之上。
在一甲户口逐渐趋于由同一血缘群体独占的同时，宗族组织内部也发生着另一种变化，即由世代的繁衍分支而形成了利益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房派，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团体。
所谓“自封投柜”，是对明代里甲制下那种由值年里甲统一征解制度的否定，意味着纳税户直接向官府承担纳税责任，但并不否定图甲作为官府据以逐级稽查纳税责任的职能，也不排除里长、图差一类职务在征税过程中负有催促、稽核、追欠等责任。
清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些宗族组织加强了它们在保障国家税收方面的职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是由宗族组织统一汇收交纳
图甲系统与现实的社会组织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而混乱的。因为清代的图甲制，实质上早已不是一种社会组织系统，图甲的构成与现实社会关系有密切联系，但又不是与现实的社会组织直接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