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这句话横跨东西屏障，穿越时间长河，至今仍然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座右铭。
在这句话中，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关键词：敬畏。
“敬畏”是什么？就是“既敬重又畏惧”。这是人对待事物的情感态度，它囊括了“敬”与“畏”的双重情感内涵：“敬”是指恭敬、敬重、彬彬有礼，“畏”是指惧怕、畏怯、战战兢兢。在这里，“敬”，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价值追求，是对事物人格化的一种尊重；“畏”，是一种行为的警示界限，是一种对自身言行的自律，是一种对萌生不规行为的自我约束。敬畏是一种态度、一种观念、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自省、一种约束，也是一种忧患、一种睿智、一种敏锐、一种原则、一种觉悟。一句话，是内在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的自然外化。
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人们就会明白，敬畏是中华伦理道德的精髓，是做人之基、成事之道、从政之德、治国之本。在我国，古人对“敬畏”早有精辟论述：有“君子以恐慌修省”之良言；有“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的名言；有“有所畏者，其家必齐；无所畏者，必怠其睽”的警告；有“畏法度者最快乐”之达观；有“君子观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惧自修饬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则修正其身，思省其过，咎而改之”之告诫；有“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的劝解；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操守；有“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的界限；有“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之习惯……
中国语境中的“敬畏”常和“道德典范”联系在一起。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天命”对人而言是神圣而不可轻易达致的东西；“大人”是“天命”的承载者，是社会政治秩序的代表；“圣人”是“天命”的阐释者，是人心秩序话语的表述者。由对“天”的敬畏在现实中转变为对“大人”、“圣人”之敬畏，中国人的敬畏对象是指向道德典范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人们相信只要表达了对大人、圣人之敬畏必然就表达了对天之敬畏，因为大人、圣人是其现实中的代言人。这里的“畏”具有主动性，“畏”由“敬”生。在“敬”和“畏”之间，“敬”是因，“畏”是果。“畏”在这里不单纯是指一种害怕、顺从,而是指一种为了实现人生理想、信念而对自己行为的主动限制、反省，是一种道德自律，表达的是一种有所不为的精神。
而在西方语境中，“敬畏”往往从“敬畏上帝”开始。英文钦定版《圣经·箴言》中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圣经·希伯来书》中则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神、上帝、耶和华，那是隐秘的，这就使敬畏没有了具体可观的意向对象。由于意向对象是不可观的，因而其不可能成为敬畏者的价值取向，对上帝敬畏并不是希望自己成为上帝,而是因为惧怕上帝的惩罚而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约束自己的言行。当然，这种怕是与敬相联系的怕，如果不与敬相联系,那么这种怕和动物本能的恐惧也就没有二致了。在西方语境中，“敬”和“畏”之间，“畏”是因，“敬”是果，顺序不可逆转。
然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自步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极具创造力的生产力要素，将人们的生活送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与此同时，受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就是“唯科技至上”、“唯自我至上”的观念逐步占据人们的心灵，人们盲目地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作为自身唯一的价值追求。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变得狭隘和自私，工具性的思维方式横行，他们开始只关注自我、只关注自身所能控制、掌握的内容，却忽视了对内心的审视，对情感价值的追寻，以及对自我以外的他者的倾听和关注，人们开始显得“肆无忌惮”，无法坚守内心的价值秩序。这给个体心理成长、道德情感发展造成的冲击突出地表现为敬畏意识淡薄，敬畏感缺失。
从前有句老话，常人都知道，说的是：“举头三尺有青天。”还有：“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进一步，话更重，道是“人可欺，天不可欺”，或者说“人在做，天在看”。这么多警句，就一个意思，指的是做人做事要有敬畏。我们可以不相信天地神灵，但我们必须心存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