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一个热点现象，即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利用，来唤起人民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抗日战争提供精神力量。这当中、背后，存在一个分寸的拿捏，既要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有光复旧物的决心”，又不至于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化建设的成果，走向复古主义。由此，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老中国”，也就成为毛泽东在抗战前期的一个阅读重点。
1938年1月，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同作者梁漱溟的一场学术讨论，拉开了他在这方面阅读思考的序幕。 梁漱溟当时到访延安，把自己的新著《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很厚的两大本。该书主要分析中国社会传统结构，阐述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在书上做了一千五百字左右的批注，还摘抄一些内容，同梁漱溟讨论一夜。1月12日给艾思奇的信中又说：“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1938年1月，梁漱溟来到延安访问。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他主张“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这使他和毛泽东之间有着共同语言。但梁漱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改造中国，认为应该走乡村建设的改良道路，进而向毛泽东直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外来思想引发的，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这个国情。看来，改造中国的道路是革命还是改良，根子在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正是在认识“老中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梁漱溟分歧很大。
从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写的批语看，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的根本基础，是生活方式还是经济关系？二是怎样认识“老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没有“阶级关系”？三是怎样看待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途径是什么？和梁漱溟长谈争论的那天晚上，或许感到梁漱溟研究老中国的思想方法有问题，临别时毛泽东专门叮嘱：“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梁漱溟书中的缺憾，看来在于不懂历史唯物主义。而毛泽东恰恰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评价《乡村建设理论》，从而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得出不同于梁漱溟的观点。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为什么要同学者争论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体现了他博古通今的学习习惯。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这场争论的意义。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指导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要研究现实，也要研究历史，了解昨天的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但了解昨天的中国必须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基于这种认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提出三个重要主张。第一，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仅要了解马列主义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还应当学习它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方法。第二，要学习中国的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第三，学习的目的，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关于后面两个主张，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既要用中国历史文化来丰富、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阐述、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文化，这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在当前的实践中起到正确和实际的指导作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他着手指导延安学术界的历史文化研究。1939年1月17日，他在给陕北公学教授何干之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你“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毛泽东随即提出对民族史研究的要求：“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这个要求很明确：研究历史，要着眼于并服务于当前抗日战争这个大局。
1939年初，毛泽东还组织了一个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对古代哲学很上心地研究了一段时间。
1939年2月，他连续读了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三篇长论文，几次写信同陈伯达、张闻天讨论。在通信中，对《墨子哲学思想》提了比较详细的六条修改意见，对《孔子的哲学思想》提了7个方面的具体建议，看完第二稿，又提了3条意见。所提每条意见，毛泽东都展开论述，借此表达自己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些基本看法。
在2月20日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中“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这个观点，认为应该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原因有两条：一是“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二是“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从这个评论，可看出毛泽东是如何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
在2月22日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还提出，对中国近代以来研究历史文化有影响的学术思想，也应该有所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吸收他们的观点：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
强调对近代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批判，表明毛泽东阅读研究“老中国”，很重视与抗战时期整个思想界的实际相结合。1940年9月5日，他读了范文澜《中国经学史演变》的讲演提纲后，觉得“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随即致信范文澜，进一步提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梳理近代以来研究“老中国”的学术思想，不能不提到康有为、梁启超、叶德辉、章太炎、胡适、廖平、吴虞、冯友兰诸人。对这些人的观点，毛泽东有的比较熟悉，有的或曾泛泛接触，总体上认为他们的学术思想不无缺陷。他还敏锐地意识到，其中一些人的学术思想，与抗战期间国统区出现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潮有关，可入“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行列。比如叶德辉这个人，连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主张都不能接受，专门编《翼教丛编》，来批判康有为。其保守复古思想，不利于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在抗日战争中确实是一股逆流，用马克思主义来“清算”，似也不只关乎学术，还是“目前思想斗争”的一个任务。
1939年11月初，周扬把自己写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送给毛泽东看。原稿是密密麻麻的十一页油印稿，毛在上面批改和批注了几十处，只有一页没有改动。此文后来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是按毛泽东修改后的稿子排印的。
毛泽东读此文，很花了些心思思考怎样认识“老中国”的问题。“老中国”的说法，出现于五四时期，人们常说鲁迅描写的大都是“老中国儿女”的思想和生活。周扬文中多次谈论“老中国”，沿用的是五四时期的说法，隐含着对传统中国，特别是农村社会黑暗面和封建主义一面的批判，并认为“老中国”的儿女，“我们在今日依然随时随处可以遇见”。 如此解释“老中国”，毛泽东似有不满。他划去原稿中多处“老中国”的提法，改为“自己的中国”、“自己民族自己国家”。原稿中有一句：“旧的人民，他们旧的生活，旧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旧的观念见解、风习、语言、趣味、信仰……”毛泽东在旁边批道：“单拿一个旧字来表现一切，不妥，也与你在前面说过的中国已有新的社会因素不合，抗战这事完全是新的。” 大概是意犹未尽，毛泽东改完此稿，11月7日给周扬写信说：“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 显然，毛泽东是立足于抗战以来农村社会的新变化，才不赞成把农村社会一概称为“老中国”的。此外，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不要因为过度批判“老中国”，不自觉地把自己归入“欧化派”，从而给当时的封建顽固派留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尊重传统的印象。为此，他把周扬原稿中讲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欧化派”和“国粹派”，改为“新派”和“旧派”，并在旁边批到：“不宜名曰欧化派，免被顽固派骂我们为不爱国，实际正是中国民主派与中国封建之争，新旧两派之争”，“不要自承为欧化主义”。原稿中说近代中国新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是由接受西洋文化思想而来的”，毛泽东改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曾经大大感受西洋文化思想的刺激与帮助，并吸收了适合于中国民主要求的东西”，并在旁边批道：“不是完全由接受西洋而来的，而是受着‘影响’。” 这些改动，背后的意思是，五四以来兴起的“新的意识形态”，不能称为“欧化派”，只说是“新派”就行了；而且，它的形成也不是单纯接受西方文化，还结合了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传统中好的东西。这种解释，分寸拿捏得比较到位。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论述中国的历史传统呢？1939年底，毛泽东和几位历史学家合作，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了。为了给延安干部提供基础读本，他组织一些学者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由他修改定稿，第二章“中国革命”由他亲自撰写，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这两章内容，从中国原始社会讲起，对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尤其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特点，做了提纲挈领的概括。
为推动延安干部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毛泽东又提议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范文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于1942年出版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阅读和研究“老中国”，似乎还有一层应有之义：取得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发言权。正是从1938年开始，延安逐渐会聚起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其中，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结合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结构来分析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研究体系。在古代哲学方面，陈伯达对老子、孔子、墨子、杨子等古代哲学家思想的整理研究，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源》，都主张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继承有助于抗战的思想武器。史家们还采用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史学的现实功能，编写了数十本历史教材及普及读物。
这些成果，大抵体现了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言权”。 毛泽东对“老中国”历史文化的熟悉，在党内领导层，当时即已无出其右。他注重用历史上的人和事来阐述一些道理，为现实服务；同时，也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理解和发挥，拥有了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特点，连当时在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也感受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她的文章中说：“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