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制得失检讨
1.经济方面，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导致政府的减税政策全失功效。另外，废奴政策也没有取得实效。
2.军队制度方面，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操练时间都太短，调兵不便，导致全国皆兵有名无实。
3.政府组织方面，皇权与相权本是并存的，但汉朝缺乏约束皇帝的制度，导致汉代的雄主不时侵夺宰相权力。雄主当政时，尚不会出现太多问题，但当皇帝庸弱时，权力的归属便很容易引发混乱，并在内朝与外廷之间引发矛盾。
（1）汉武帝时，皇帝便侵夺宰相权力，导致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力变大。
（2）汉武帝临死时，昭帝尚幼，为免女主操控幼主，以成吕氏之祸，武帝处死了钩弋夫人，但又担心宰相把持朝政，于是在内廷中设置了一个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与宰相相互制衡，导致此后的内廷与外朝经常发生冲突。
（3）汉朝缺乏制约皇帝的制度，同时也缺乏制约大司马大将军的制度。内廷诸职，本来隶属于御史中丞，御史中丞需要向御史大夫汇报，御史大夫需要向宰相汇报。汉武帝集大权于一身，内廷诸职不需向御史中丞汇报，而他死后，内廷诸职归于皇帝的秘书，而秘书处由霍光掌领，由此，霍氏的专权也就成为可能。
（4）外戚辅政，遗害甚远。虽然汉宣帝时期，恢复旧制，仍由御史中丞掌领尚书，使得霍家垮台。但外戚辅政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内廷依旧权重，外朝权轻，于是王莽（也是大司马大将军）代汉而兴。
（5）为了缓和内廷大司马大将军与外朝之间的矛盾，西汉后期重新设立三公，分别为大司徒（原宰相）、大司马（原大司马大将军，太尉消失）、大司空（原御史大夫）。但新三公之间并不构成制衡关系，大司徒、大司空全部成为外朝官，管不到内廷，而大司马依旧掌握内廷实权，权重非常。东汉时期，君主若为雄主明君（如汉光武帝），则把控大权，国家尚不出错，若皇帝无能，则国家非常容易产生动乱。
按：依我的理解，新三公并不完全是由旧三公变化而来的，而是将旧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与大司马大将军这四个职位改为新三公（大司徒、大司空以及大司马）。丞相是大司徒的前身，御史大夫是大司空的前身。太尉总掌军务没错，但并不是实际打仗的人，实际打仗的人是各种各样的将军，包括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大将军”，而大将军最开始是不参政的。武帝后来在大将军之前加一个“大司马”，其实是一种加官，表示荣宠用的。但是武帝临死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却是要他辅政的，那么大将军既可参政，又掌军队，就非常有权力了，而太尉的存在似乎也可有可无了。西汉后期，直接把大司马大将军改为大将军，好像忘了原本还有太尉一职一样，可是这样一来，大司马集合辅政与军权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大司徒和大司空管不到内廷的事，感觉改了个寂寞。此后，皇帝若为雄主的时候，大权一揽，新三公都势弱，皇帝庸弱时，大司马跟外朝官就又起冲突。这样看来，只有汉宣帝的恢复旧制，重新构建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制约关系，可惜宣帝以下，并没有取消大司马大将军的存在。
4.选举方面，有好有坏。就好的一面而论，汉代的选举都是分区定额的，那么全国各地的人民，便都有机会进入中央政府的机会。同时，汉代郡县的长官，又必须避用本县的人，这样地方政府也可避免陷入地方性。全国各地声气相通，风气相移，不致分离。就坏的一面而论，第一，举孝廉出现了很多请托舞弊的现象，导致朝廷在举孝廉之后还得再行考核。第二，古人读书不易，知识往往世袭，学问变相成为了一种资本，于是能够读的起书的家庭，最后往往成为官僚家庭。第三，地方长官有权察举，时日一长，全国各地就有很多门生故吏，这些门生故吏，往往又会察举地方长官的后人，以报当年的赏识之恩，那么长此以往，被举出的人才永远是那几个家庭，最后便形成了之后的士族门第，并使当时的社会成为一种讲求门第的社会。魏晋以后的门第社会之起因，便滥觞于此，则原本用意甚好的察举制，渐次产生了不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