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回忆）文 /（1922年7月11日---2023年2月8日）张政餘（11世孙）
我今年八十八岁，出生在宁波城西郎官巷的张家大厅。抗日战争时离甬赴内地，现定居南京。离开宁波六十多年了，日前友人寄给我郎官巷照片多帧，还有苗圃路墙上绘有我叔公张家骧生平的大幅图文，这一切，勾起了我心中的万千记忆，记得我十六、七岁时，在家自修，二伯父(有均，张味馀父亲)从武汉回宁波，每天与我父亲（如观公公）聊祖上的事，我都在旁静听。还有四叔（有基）、小姑（孝英）也常和我讲张家的往事，讲得最多的是我的父亲。另外，我曾看过我们张家的《族谱》和《分书》，还有《东华录》和《实录》等资料。特别是我父亲收集的祖先往来信件的《先辈遗札》，一共有六大本，里面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如叔公张家骧见光绪皇帝的情景，写得非常逼真。信后有“切切付炳”字样，不知为何，竟能保存下来。此外，我还读过其它几房的一些史料，对张家十几代的情况有所了解。《宁波帮》杂志嘱我写成文稿，为宁波的历史文化增添一份资料，我觉得有这份责任，于是欣然从命，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一、子孙选太公
（吴红斌作）
我小时非常顽皮，记得是十岁左右的一年春节，到宁波西陵桥外的张家宗祠祭祖。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兄弟议论我们最早的祖先叫什么名字。于是去问族长公公，族长公公捋着胡须，煞有介事的告诉我们最早的祖先是张骞（即通西域的张骞），我们又问：“张骞还是有祖先，叫什么名字？”族长公公回答不出，只得摆架子：“小孩不许多问！”谁知我们这些毛孩子刚在看三国入迷，大家向族长公公建议：“我们不要张骞，要张飞做我们的始祖。”岂知此话一出，族长公公勃然大怒。大骂我们这些不孝子孙胡闹，还说：“只有太公生子孙，那有子孙选太公”，把我们打得鸡飞狗散。
（鄞江桥）
族长公公的一顿打，倒使我有了进一步弄清真相的决心。结果找呀找，我找到祠堂的后面，一间存放族谱、族书的地方。有不少书，都用毛笔恭恭敬敬抄写，大多是中举，考入进士，做什么大官，政绩辉煌等等，房中央有一块横匾，端端正正的写着：
“洪应文、承嘉光、积善家、有馀庆、坤厚载、乾渐行（后面还有贞元会，世永昌，共同24字）。”
这十八个大字，据说就是崇本堂张氏建祠堂时立下的排行。根据我的考证，名叫洪顺的第一代太公是明朝万历年间从安徽省桐城附近的张家店或张母桥一带逐步流徙过来的。当时朝廷明争暗斗，百姓民不聊生。我们的祖先，前担箩中坐一子，后担箩中坐一女，沿途乞讨，逐步南迁，先在太湖边上定居，在无锡只住上一、二年，经不起渔税太重，渔霸欺压，再南迁到三北（浙江慈溪、余姚、镇海三县之北）的海边住下来，从两次涉水而居，我推测这个洪顺太公以捕鱼为生（一世公张洪顺为明万历朝内阁中书，是官宦）。
大概到第三代。由慈溪的三北迁到宁波，到第四代或第五代开个小酒坊，即成三房后面的老祖堂。酿几缸酒，卖酒为生，第五代分“恭、宽、信、敏、慧”五房。我们属信房系，于是取招牌为“张信茂”。这是信茂的最早出现。
这里还有一个笑话，当时，在慈北有“童、姚、马、金、张（马金张疑为马径张，马径张为慈溪大族）”五大族，都是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之类。我们祖先在三北捕鱼时，因为也姓张，于是带了礼品，到那个姓张的土豪大族去认亲，目的是想依靠依靠。孰料礼物照收，却将我们祖先一脚踢出大门，还骂我们是“野种”。不但不认，还不许在本地住下去。这可能是搬到宁波的原因。后来，我们的祖先发财做了大官，那边的土豪也备礼来认族，说姓张的原来是一族人，那知我们的祖先以牙还牙，也不认这个土豪，把他一脚踢出门外（也可能两宗张氏有共同的祖先）。
从慈溪迁移来宁波的第三代太公叫文鼎，即鼎三太公（实为四世太公张承桂，字鼎三）。他的大墓在望京桥板桥旁的太行汇头，三面临河。我还记得小时见到河边有铁护栏，护栏边有两棵高大的古柏，郁郁葱葱，雄伟挺拔，树下就是大墓，墓前还有一个池塘，叫张家池。据说有一个风水先生说，小河如钩，水池如月，大柏树是钓杆，这叫金钩钓月，好风水，今后他家子孙，一定会飞黄腾达。
（此为张氏宗谱上的张文英三世太公墓地图）
我们的祖先到第五代，方稍安定。第六代，即贵房太公（即张光瑾，又名张溶，6世太公），承父兄余业，已是小康之家。但他勤俭老实，据说连夏天洗澡的水也不烧，是用太阳晒热的。
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这位老实的太公结婚二十几年无生育，（张光瑾生了七女三男，应该是几个女儿先出生，之后生了儿子）后来却接连生了三个儿子（即兴房张积梓、立房张积槐、成房张积棠三房太公）。
贵房太公（张光瑾）活到七十多岁（63岁时编家谱），三个儿子不负众望都中了举，做了官，他决心要盖个像样的官厅。宁波有名的张家大厅就是我们的贵房太公（张光瑾）建造的，不是传说的是张家骧建的。
张家大厅是逐步盖起来的，先盖后厅和厢房，在后大厅上面，还有一块非常大的黑色大匾，上面有“崇本堂”三个大字。碰巧有一座庙宇建成后多出来的巨大栋梁好木材，有人介绍按原价卖给贵房太公，于是在后大厅之前，盖起了又高又大，地上铺有青石板的四梁八柱的宏伟大厅，大厅后再造明轩，又盖偏屋，（右边是成5个男孩？五房，左边是立3个男孩？三房），我就出生在（由兴四房过继来）成五房张有绩住的“白漆间”，离大厅很近。后来，兴四房太公（张依仁公）发迹，盖起老屋，兴三房太公（张善倬）当了大官，盖起兴三房新屋，同时把大门拆成二门，另盖大门，外有空壳大门，再外就是影壁，一直延伸出去到孙家祠堂，所以孙家祠堂旁的外大门空地是S型的，而不是笔直的，但从后大厅向北再盖厢房，直通西塘河是笔直的。尤其是兴四房太公盖的俗称“老屋”和兴三房太公盖的“新屋”，一左一右，都有大厅、后厅、厢房、楼房、明轩、明堂。内部挂满名贵字画。各房装饰得富丽堂皇，为什么要盖在西陵桥畔呢？因为，再往西走就是望春桥、高桥，把大厅包围在中间，而且各门相通，使张家大厅越盖越大。在兴四房太公发财，兴三房太公做了大官时，所有门墙翻修，请专门修大庙宇的修饰师傅，重搞石雕、木雕，整个张家大宅有一百多间房间，多子多孙，做官的做官，经商的经商，越来越有名。
我小时候，影响最深的是大厅中间悬挂着慈禧太后亲笔题写的“砥德励才”四个大字的金色大匾，上款是：“勅赠吏部右侍郎赐毓庆宫行走侍讲侍读臣张家骧”。下款是：“慈禧御笔”。这块全部有朱砂染成的红色大匾，近百年来，光彩鲜艳夺目。我们小时候，常 把小皮球向上抛，小皮球碰到朱砂，就一半红，一半白，非常好玩。可惜的是，解放前夕，这块大匾被人盗卖了（也有说被驻扎的部队收走了，还有别的说法）。另外在大厅的最高处，悬挂一个金色的像木笼一样的东西，据说这里面也有“圣旨”（我三叔张祖德先生回忆，里面是太公教授皇帝的书籍教材，不许人动）；在二门，有十五六块大匾，写着金字，诸如“翰林”“进士”“贡生”“登科”等等显示张家的荣耀。在厅后厢房，尤其是兴四房太公的大宅里，大厅内和后厅，以及花厅、明轩等地方，都挂满名人字画。
现在尚记得，老屋内常悬挂的有明朝鲁得之（钱塘人，1585生）的四幅堂画，是风、霜、雨、雪中的四幅“竹子图”，非常传神。还有四个状元（很可能有张家骧同僚、1859年状元、光绪帝师、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孙家鼐的字，包括张家骧同年、1862年状元徐郙的字）题的字和郎世宁的油画，以及任伯年（即任颐，1840年－1895年，杭州萧山瓜沥镇人，清末著名画家）为四太公画的春、夏、秋、冬四幅行乐图，诸如姜宸英（1628－1699，明末清初书法家、史学家）的字，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著名书画家、篆刻家）的书法等等，不计其数。
有人问，贵房太公哪来这么多的钱？我们的贵房太公，是把聚起来的钱买了当时还荒凉得很的灵桥附近的地皮。原来灵桥的前身叫“老江桥”，甬江北岸的叫“新江桥”，都是浮桥，下面几只木船，上面铺一行木板，让人过江。贵房太公发迹时，正是“五口通商”前后，连这些落后的铺木板浮桥也没有，人要通过，就用小船摆渡。我孩童时听说，有一个大财主，因儿孙在外地做官犯了事，怕到宁波来抄家，就把当时灵桥附近大块地皮，卖给贵房太公了。后来，盖了老江桥、新江桥，地价一日三涨，贵房太公又在那里盖起房子出租。另外在药行街、百丈街、方井头，濠河头一带贵房也有许多房产，每年能收不少租金。
张家大厅里的四根大柱子又粗又大，而且四个大柱子是不落地的。传说这些柱子和栋梁是从福建运来的水杉，价高倒不论，房子盖了一半，钻出一个风水先生，他说：“用此料盖大厅，要触动神怒，不是死人，就是火烧。”吓得这位太公直发抖，结果又把这位风水先生重金请来，装神弄鬼，把好好的材料据短，大柱子下面用铁块垫起来（考古上的很多屋柱下都是垫石，称柱础，木柱不直接触地，应该是为了防止水浸后腐烂，特别是在江南，垫铁块其实也容易腐朽，哈哈），这样大柱子就不落地了。据说贵房太公有遗言，此屋不准外姓居住或卖给外姓。
二、张氏的发迹
张氏的真正发迹是在第八代和第九代。张家骧是洪顺太公的第九代孙，他和我祖父同属第八代兴房，他字子腾，我祖父字子蕃，他们是堂兄弟。我是他的侄孙，我应叫他叔公。叔公张家骧35岁中进士，42岁进翰林院，当同治皇帝的师傅。后又当光绪皇帝的师傅，是光绪帝维新思想的启蒙人之一。他官居右侍郎，从二品（同治光绪朝的各部侍郎为正二品），宁波的“郎官巷”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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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月湖，张氏最早的落脚地）
我估计此位太公的发迹，大概与清朝有名的大臣翁同龢有关，这位翁相国是张家骧的好朋友，翁同龢飞黄腾达，就把张家骧升到侍讲侍读，就是皇帝读书时，他要站在下面，皇帝读不懂的地方，就要讲解文意。在朝廷中做个侍郎，并不稀奇，但赐毓庆宫行走，即在皇帝看书、睡觉、吃饭等起居的地方，可以自由行走，说明是皇帝面前天天可碰到的重要臣子。同治皇帝死后，慈禧召集二十八个亲王大臣议论立光绪皇帝时，张家骧也是其中之一（同治十三年，张家骧升南书房行走，得与其事。上书房行走不能参与）。张家骧地位之高还可以从《东华录》《清廷实录》等原始史书中看到他的名字和奏折，即使在野史中也能见到张家骧的名字。例如《清史演义》中也有张家骧的名字。有的野史还称张家骧是“托孤之臣”，所以不管野史、正史，都可见证张家骧当时是炙手可热的重臣。
（贾桢、宝鋆最先推荐张家骧为南书房行走）
我见过父亲剪贴的《先辈遗礼》中，有张家骧写的好几封信，都提到翁同龢，对翁的学识品德，推崇倍至。此外与张家骧比较好的朋友，似乎还有徐郙（1862年状元）、潘祖荫（1852年探花）等，都是一代文人。
张家的另一位祖先，官职也相当大，那就是洪顺太公的第八代孙，即兴三房太公，名字大约叫张善梓（实为张善倬，岳年太公）。
宁波老屋的正堂房外面厅堂上端，很高很高的地方贴有一张《捷报、京报》，上面报告的是这位太公荣升“陕甘布政使司布政司（陕西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当时已分设，张岳年先后任甘肃布政使和陕西布政使）”，这是外任官，掌握着军政大权。这位太公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应该说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掌握着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和一大半，四川、新疆等地兵权。这是上代最大的两个官，由于官职大，因此勅造“双斗祠堂”，即西陵桥张家宗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祠堂前面有两根旗杆，高高的耸入云端，旗杆的顶端（应该是中间位置）有一个“斗”，这就是张家的“双斗”祠堂。
（双斗祠堂照片）
这两根旗杆又粗又长，足有几层楼高，是福建的一个大官送来的。所谓“斗”，就是皇帝钦赐盖造祠堂的“圣旨”存放的地方，所以要这么高。一般的讲，盖祠堂时有一个“斗”已经是光宗耀祖，何况张家宗祠有两个“斗”，即双斗旗杆，因为出了两个大官。
“双斗”祠堂为张氏独有，新桥等四个桥又高又大，是清朝时宁波的重要建设，因为在新桥转弯就是余姚江渡口，过去，所有大官都是乘船南下，从杭州那面来，从姚江渡口上坝就进入内河，经过这四座高大的桥到宁波来。这四座桥要盖得这样高，就是让大而笨重的官船可通过。
我的曾祖父即兴四房太公名叫依仁（即张善仿公）。他既不做官，也不出门，依仗着亲兄（指张善倬，岳年公）和亲侄张家骧做大官的势力，利用祖上遗留下来的财产，专营酒酱，创立了誉满宁波西郊的酒酱业——张信茂。
（张家骧四子张有埏画像）
以前在我家正堂右面挂着一幅油画，画着一个头戴红缨帽，带着四品花翎，身穿马褂的依仁的像，据说这顶红缨和花翎是从清廷太监那里花银子买来的，用当时的话讲叫“捐班”。这张油画是找人花银子，找当时意大利人，即清廷供奉画家郎世宁（郎为康熙朝人，画师应该另有其人）画的，所以画得如此逼真，如此神气。
（清四品官服）
兴四房太公依仁仗着哥哥与侄儿的势力，经商左右逢源，财产越聚越多。据父辈回忆，他买田收租，买地建房出租，还经营百货、南北货、药材、布店、米店等等，但好景不长，当时的清廷已到风雨飘摇，各地农民起义，列强趁虚入侵，孙中山发动革命势力，已如火如荼，我们的四太公是个乖觉的人，他看到这种局面，在乱世中把动产变为不动产，把难以经营的行业逐步关併，逐步併成张信茂酱园内的抡不走，搬不动，看起来黑沉沉，闻一闻香喷喷的豆浆和酒糟，合併各业，独搞张信茂，把张信茂的底子越搞越大。我小时，记得只剩下望春桥上的颐寿堂药店和新河头的信裕百货店，我还在颐寿堂药店前搭台看戏。
（宁波码头）
在清朝，造酱不能私造，要官家批准。我小时看到在张信茂的大墙上写着“张信茂增记官酱园”这样比人还高的大字。请来一个叫吴老尧的经理负责，他完全是老式制酱，酱油叫“三伏油”，先煮黄豆，拌盐让它发酵，在大缸里晒，工人要天天去翻一遍，整个夏天曝晒，翌年才可开榨酱油，第一遍是“泥油水”，再榨是“座油”，再榨叫“抽油”，用抽油再榨才叫“六四油”，工序多，出品慢，但货真价实，比较现在化学制出来的酱油，味道完全不同。
当时，宁波的大餐馆如状元楼等都用张信茂的“六四油”。有一个名叫“好知”的老师傅，天天挑担，送货上门。酱缸内还可制造副产品，如萝卜上市，可盐酱萝卜，秋天盐酱瓜，有一种在八樑桥专为张信茂种植的叫米萝卜，比手指略粗，盐制出来的张信茂小萝卜，专销上海，上市即空。除这些外，还有一家专造酱豆腐的作坊，作坊头头叫金宝师父，红酱豆腐、白酱豆腐都有，最有名的是他独创的新产品叫“醉方”，主要是加入白酒少许，味更鲜美，远销东南亚，本地绝少上市。
至于酿酒，规模更大。冬天农闲，到农村去租来十几头黄牛磨麦。春天，派人去采酒曲。酿酒最考究的是水。张信茂每年破浆时，用船到绍兴去装泉水。水船一到，我母亲常去讨一壶来泡茶喝，比宁波人吃天落水胜过几百倍。造酒的作坊，即在张家大厅老后门旁边，老祖堂就在酒厂里。制酒的作坊头头是“毛毛师父”，我三四岁时他就死了，张家为他出丧，后来由他女婿“来来师父”当作坊头头。来来师傅也像他岳父一样，自己不动手，手抱一只猫，指挥工人提水破浆，半夜起来测酒浆温度，非常尽心。
制酒的作坊头头，技术大有好坏，西郊另一个制酒的小作坊叫“陈生号”。有一年，把酒浆养过头，未破水，酒就作酸，只好全部倒入河中，把西塘河的鱼也醉死。所以众兵易得，一将难求，来来师父是宁波有名气的酒坊作头。张孟契出道后，曾约我想去传承来来师父的技术，曾半夜叫醒我，拿着长长的“测温表”，手拿笔记本，但始终未能学会，后来，我进四明银行，他也不来叫我了。
张信茂的酒坊内，大约有几十个制酒师父，都听来来师父的号令。榨酒的酒糟特别香，“滴”出来的烧酒就成上品，否则的话，本年度就不制“烧酒”。张信茂有名的是黄酒，好的酒，必须是“老窖”，张信茂酒栈房有十几间平房，全是泥地，里面堆满哪一年产品，都有记录，一般要储存三年以上才能卖。在春节，凡张信茂的媳妇，都集中起来做汤团，送到酒栈里给制酒师父吃。我最喜欢冬天新酒装罈，要在酒罈上写上×年×年制，是什么酒，才可封泥。一个姓朱的人专写酒罈上的字，他们不是叫写，叫“号”年份，因为写来写去就是什么“甲子年××酒，张信茂”等几个字，他会用左手写字。我去了，他就叫我写，还夸我写得好。我也趁此练练手劲，练练悬腕的笔力，我当时只有十岁左右，这对我学书法打下扎实的功夫。
（张祖壬先生书法）
当时，西郊的陈生号只造酒不造酱，江东的楼茂记只造酱不造酒，独有张信茂又造酒又造酱，说明规模之大，独霸宁波的酒酱酿造业。
三、张氏的没落
花无百日红。在封建动乱的年月里，名门望族终有没落的一天。叔公张家骧究竟是何时回宁波的呢？传闻是“长毛造反回来的。”据我考证，此话有问题。宁波人的所谓“长毛”是指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此人可能是1861年占据宁波城的太平天国首领）
我在《先辈遗札》中看到过几封信，是张家骧写给依仁（张善仿）太公的，信中详细的描写了当时北京火烧东交民巷大使馆。这是义和团运动的事。张家骧信中还讲到×部尚书孙家鼐（义和团运动事发较晚，应该和张家骧无关）的大宅也被烧，被败下来的匪徒洗劫一空，连孙尚书儿子的内衣、短裤也被剥得光光，孙尚书的女儿、小老婆也被强奸等等。信的末尾好象是“太后认为只要打败洋人，天下大兵哪个不是奸淫抢掠的，这有什么稀奇。”字里行间流露出“大厦将倾已成定局，不如及早买棹南归”。我估计叔公张家骧是在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西逃时回宁波来的。这当然是我估计。
据史料记载，叔公张家骧刚正清廉，他为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平反昭雪出了大力。此案经过县、府、省三级六审，辗转反复并且朝不利方向发展时，他和翁同龢、夏同善（光绪帝师）等江浙派官员，联合林拱枢（林则徐之子）等人，对抗以四川总督丁宝桢等封疆大吏和京中大僚组成的朝廷实权派，说动慈禧太后同意进京复审。在复审时，他们几人还多次到堂，关注案件进展，最后终于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平反昭雪。
如今宁波的望京路也因他而来，张家在城河上造了一座“望京桥”，意为遥望京城不忘皇恩，望京路即由此得名。
和他有关的，还有如今的新芝路。是因为当时他在西塘河的高塘造了一个“接旨亭”，专门迎接皇上圣旨，宁波老话“圣旨”“新芝”不分，遂成新芝路。
张家骧病逝后，据说府第中找不到一条厚一点的棉被，也没有银两下葬，后来光绪皇帝亲赐一条御被、官府发了2000两“抚恤银”才得以体面下葬，葬到龙观。墓碑坐南朝北走向，意思是永远面向京城，不忘皇恩浩荡。
宁波人有句老话，“像不像人样，看看张家骧。”这是对张家骧清正廉洁最好的评价。张家骧著有《粤南志》、《中华币制史》和《中国之币制志汇兑》等著作。至今，宁波七塔寺还有他撰写的对联遗墨。
最惨的是兴三房太公，据说是暴病而卒。他是有兵权在手的实权派，因远在边疆，消息寂寂，听说百日维新，1896年的9月18日，他从衙门动身去见光绪，9月24日到避暑山庄，得知光绪被囚，便想去见慈禧，于9月28日离开热河赴京，9月29日暴死途中。他是帝党和后党争斗的牺牲品（张善倬、岳年1894年奉旨赴京，参加慈禧太后六十寿庆典后，返回陕西途中得疾病，1895年1月卒于直隶保定府，埋葬鄞县山下庄）。
张氏遭此巨变，真是一落千丈。兴三房太公虽死得不明不白，在封建社会中面子还是要的。据说兴三房太婆在陕西得此噩耗，哭得死去活来，盘丧回里时仍要大办丧事。按照清朝规矩，死人棺材只准出城门，不准进城门，这可能与讲究卫生有关。但这样大官不大办丧事是不行的，于是军师想出一计，即“拆城墙”，那是因为规定不准进城“门”，而不是不准进城“墙”，于是雇人先拆城墙，把棺材从城墙缺口抬入后再补好城墙，再从城门把棺材抬出去。此事在当时宁波传为一大新闻。
至于张信茂酱园，因为四太公眼看着哥死侄亡，企业江河日下，在郁郁寡欢、多愁多病的境况下，一命呜呼了。这副重担，就压在能干的四太婆身上，四太婆像电视剧《大宅门》中的二奶奶。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后，张信茂仍然年年盈余。到四太婆一死，群龙无首，你抢我偷，好端端的一个酒酱酿造企业出现年年亏损。当时，张孟契已长大，与我父亲商量后，成立张信茂酒酱酿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各房子孙皆为股东。推张孟契为总经理，聘郁炳炜为副总经理，下设三个厂，一厂造酒，厂址在张家大厅旁边。二厂造酱，在郎官巷65号。三厂在金大地，即走过咏归桥（俗称秃水桥）向左几十米。
后来张孟契又在自己的大屋旁辟地挖池蓄水，引进新式制酱法，聘杨祖光为工程师。张孟契满以为可以重振祖业，于是在各处设分店，共计开了十二个分店，我二伯（有均）去找董也白写招牌字，还多写了一块，心想再开十三分店。当时，各乡都有航船下乡，张信茂就送货下乡，特别是一甏一甏的酱豆腐装到农村，非常热销。后来内战又起，通货膨胀，在“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的金元券时期，张信茂这种老式的制酱要“三伏油”，酒要三年“陈”的做法，无法与当时新式制酱，（当年可买）新式酿酒业（隔年上市）竞争。这样就结束了张信茂这块金字招牌的辉煌时期，最后关门大吉。
世事沧桑。郎官巷已面目全非，只有几个地名依稀记得当年的旧景。张氏后人也四海为家，除了世居宁波的，大都散居到了外地，有在上海的、北京的、四川的、新疆的、南京的等等。这是时代的必然和历史的规律。
张乐乐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