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经历过先锋派的转型后，文字在《活着》中逐渐回归一种朴素。他曾在自序里提及，“活着”是忍受幸福、平庸和无聊的并存，而他试图通过此书来讲述人承受巨大苦难的经历，仅仅从活着本身来体现中国人在八十世纪的战乱中展现出来的柔韧和曲折。
《活着》在设定上本身带有一定程度的荒诞性，这种荒诞如同黑色幽默，将社会浪潮下普通人民的无力感刻画得入骨三分。在主人公福贵的自述下，他作为多起死亡的见证者，其本身正是在强调这种牺牲的不可避免性。
他的“活着”即是对有庆、凤霞等人悲惨命运的倾诉，从某种层面上说，福贵作为万千社会中的一个投影，同时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他目睹过场面性的惨烈（战争中的死尸）和个人感受上的悲剧（一家八口依次离世），当整个世界观在切身体验下不断崩解，富贵开始转向麻木，重新构建起对自己的精神保护。
这种重构是带有双重性质的。一方面，痛苦并非是瞬间释放，而是绵延不断地在麻木中滋生；另一方面，在苦难接踵而至的过程里，余华又透露出对人性的探索，从而展现一丝温情。人性本身的命题在其笔下成为死亡最大的诱因，余华在命运的多次反转中来锤炼人性，比如福贵为了让有庆念书而送走凤霞，后来几经辗转，凤霞与丈夫婚后却戏剧性地因为接生不当难产而死。余华自言其写作是源于他与生活那层紧张的关系，
后来又补充说，“我是一直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正是由于这份冷眼乃至愤怒的描写视角，使得这种人性被赋予自然的选择意义。
每一个角色在饱满的前提下做出的决定，都是绝对真实的“最优选择”，也就是没有对与错的区别一一因为缺乏客体的评判标准。这是一种巧妙的平衡，从世情社会的角度上，这种刻意弱化的悲剧体现为关系枢纽的断裂，在余华艺术性的留白中牵起了人性、善恶和命运的共同丝线。
“活着”本身其实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因此也体现着当时社会和人民的对立，这种坚韧是存在抵抗性的。关于福贵一家八口的死亡，存在一种类似单元性的叙述，在这种推进过程中，呈现一种“死亡中的重生”，从而构成循环往复的轮回。这不单纯是一个从苦难中自我救赎的过程，而是余华对一个时代的收尾，做出文学性的“呐喊”和反叛。福贵的家庭背景使他继承了传统的礼制，但藉于苦难的经历，反倒使他部分打破了这种传承，衍生出了新的自由思想，尽管大部分是客观因素，但仍存在着他的自主抗争意识。
这种抗争与福贵的的个人性格又形成新的对立面，作为千年传统下的奴性思维和民国时期的动荡政治引发的碰撞（事实上，这是一个新的政治上的奠基时期），成为余华又一探索人性和意识形态的新的尝试。
这种抵抗更多意义上是一种挣扎，但不是幸存者的挣扎，而是被生活孤立之外的冷漠。余华在叙述的过程中通过追缅的形式，而“我”作为一个采访者，则体现着一种新的传承机制。这种非血脉的精神延续以及“我”和富贵分别作为作为新老时代的具象，其巧妙之处，正如其在日文自序中《神曲》的诗句：“箭中了目标，离了弦。”通过新的关系枢纽来搭上这把弓和箭。
纵观余华全书的书写，一直在表达“活着只是为了活着”的理念，这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农耕根基格局的催化，使人民普遍追求一种安定、小欲、大公的环境。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体现出的欲望、经历则化为余华荒诞且现实主义的笔触，形成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即苦难的意义从来都不曾，也并不在于苦难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