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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的老花镜，装在一个深蓝色的眼镜盒里。盒子用得久了，边角都磨得发白，有的地方还破了皮，露出里面灰灰的布茬子。
打开盒子，眼镜就躺在里面，镜腿收得好好的，看着挺好的。可你一拿起来，对着亮处一看，就能看见右边镜腿和镜框连着的地方，有一道黑乎乎的胶水印子。那胶涂得不太匀，有的地方鼓起一疙瘩，有的地方又没盖严实，露出底下断过的一点金属碴儿。光一照到那儿，就黯下去了，像有个小影子趴在那里。
这道疤，是去年秋天落下的。我妈弯腰捡织毛衣的针，眼镜从上衣口袋滑出来，“啪嗒”一声轻响，右边的镜腿就从根上断了。她当时没说话，只是捏着两截断了的镜框，在窗户前站了好一会儿。
后来，是我从抽屉角落里翻出这管不知道哪年剩下的强力胶，试着把那断口给粘上。胶水味儿挺冲，我憋着气，小心地抹，指望它能粘牢，像没断过一样。可那金属断口太光滑了，胶水好像只是自己抱成了团，不肯老实当中间的桥。末了，它总算把两截金属固定在了一块儿，却留下了这个显眼的、遮不住的补丁。
眼镜就这么“修好”了。我妈再戴上它的时候，动作比往常慢，也轻得多。她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镜腿的尾巴，慢慢撑开，先把左腿妥妥地架在左耳朵上，然后，那只断过的右腿，才被她用一股试探着的、有点拿不准的劲儿，轻轻勾到右耳朵后面。戴好了，她并不马上抬眼，总要停那么一小下，好像在心里掂量，那胶粘的地方，经不经得起这眼镜轻轻的份量。
然后，她才抬起头，透过镜片看出去，眼前的东西是清楚了，可我知道，那清楚里头，从此掺进了一点提防着的小心。这提防是看得见的。那胶痕就在那儿，粗拉拉、黑黢黢的，跟镜框原来银亮亮的光一点也不搭调。
我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好像是我用那管不中用的胶水，把一种不圆满，死死地按在了我妈和这个清楚世界中间唯一的路上。我跟她提过好几次，说给她换副新的。她总是摆摆手，手指头摸摸那凸起来的胶疙瘩，说：“还能使呢。戴着，也不觉得硌得慌。”
真不硌吗？我留心看她看书看字的样子。看药盒里塞的说明书，看孙女从外地寄来的明信片上蚂蚁大的小字，看早市买回来的青菜上贴的价签。她看得很慢，头微微低着，鼻子上的眼镜随着呼吸，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动。
有时候，她会不自觉地抬起右手，用食指的侧面，极轻地碰一下右边镜腿根上那个粘住的地方，不是要挪动它，倒像是无意间的抚摸，一种下意识的确认。那动作轻得几乎抓不住。那胶疙瘩，或许真的不硌肉，可它硌在别处了。它成了眼睛和这世界之间，一个看得见的、关于“坏了”和“凑合”的记号。
这让我想起好些年前的事。那时候我还小，我妈眼神儿还好，用不着这副老花镜。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我爸常年不在家，修补的活儿多半是我妈来做。漏了的搪瓷茶缸，她用烙铁烫上一块专用的补疤；松了的板凳腿，她找铁片和钉子给钉结实；我摔破的裤子膝盖，她用缝纫机蹬出一圈一圈密实的线。
那些修补，虽然也看得出痕迹，却往往是利索的，甚至带着点“修好了还挺好”的、创造的欢喜劲儿。它们成了东西身上特别的记号，讲的是怎么出了个岔子，又怎么给治好了。
可眼前这副眼镜，这胶水的疤，却一点那种活泛劲儿都没有。它就是一种僵硬的、没别的法子的粘合。它只是为了还能“将就用”这个最低的念想，才不得不留在那儿的。
强力胶能粘住断了的金属，可粘不回金属原来那股柔韧的整劲儿；它能撑着用来看字，可撑不起一副眼镜原先那份妥妥帖帖、轻轻巧巧的放心。
有一天，我妈在穿针。线头在空气里抖抖索索地试了好几回，都穿不过那个小小的针眼。她有点烦地“啧”了一声，习惯性地抬手，想去推一下眼镜鼻梁中间那个架——这是戴眼镜的人常有的动作。可她的手举到一半，停住了，转了个方向，落到镜腿的尾巴上，避开了那个粘住的关节，只是轻轻扶了扶镜腿的末梢。
那个半路拐了弯的、不自然的动作，像根看不见的细刺，忽然扎了我一下。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妈跟这副眼镜的关系，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她不再只是用它的人，也成了护着它的人，甚至于是和它“一伙儿”的了。她们俩一块儿守着那道脆弱的胶水线，一块儿担着那“还能使”背后所有的小心翼翼和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