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极其罕见的高福利国家——吴国。说国家夸张了点，准确地说，是汉高祖刘邦分封的藩国，也就是国中国。同样是中央集权，秦朝推行的是郡县制，刘邦则是郡国并行，老刘家的人，可以封王，且享有自治权。
刘邦称帝前没有正经名字，排行老三，名季。季，就是老三的意思。吴王是刘仲、刘老二的儿子，名叫刘濞。刘濞年仅二十岁时便以骑兵将领的身份随叔父出征，作战勇猛，屡立战功。革命胜利后受封吴王，司马迁为之立传，曰《吴王濞列传》，名垂青史了。
吴地民风强悍，没两把刷子摆不平，这才轮到了刘濞。年纪轻轻，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大致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大部，都城在广陵，即今扬州。厉害不？
刘濞名垂青史不假，在儒家眼里却是“遗臭万年”的乱臣贼子。因为他，在汉景帝时发动了叛乱，史称“七国之乱”。神奇的是，他的叛乱，刘邦早就看出来了。司马迁是这么说的：
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 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後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濞顿首曰：“不敢。”
翻成白话，意思是：册封后，刘邦为刘濞相面，一眼就看出侄儿“有反相”，但是皇帝金口玉牙，已无法收回成命，于是拍着他的背警告：“五十年后东南有人叛乱，莫非是你娃？天下姓刘是一家，谋反不得哦！”刘濞吓安逸了，连连叩头说不敢。
刘濞到任后，在吴国实施惠民政策，如减免税赋、出资代役，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他的行为，招致了中央政权的猜忌。景帝即位后，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强力推行“削藩策”，直接威胁到诸侯王的根本利益。当削夺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诏书送到时，“有反相”的刘濞果然反了。
司马迁的记载还算客观，刘濞的叛乱多少有点像林冲，属于“逼上梁山”。然而据学者考证，当时满朝文武无不认为刘濞的做法是“收买人心、图谋不轨”。强硬派代表晁错，早在文帝时便立主削藩，彻底铲除隐患。
儒家一向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本意是希望统治者施仁政，以期长治久安。统治者却听出了“言外之意”，生怕别人得了民心，打他的江山的主意。再后来，已经和皇权深度绑定的儒家为了维护正统，比皇上警惕性还高，时刻帮主子提防着收买民心的“乱臣”。
一直以来，南方大学汪晋如也是坚持传统立场，认为刘濞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统一，他推行的高福利政策就是收买人心。
汪晋如是历史学院教授，那天在课堂上评价刘濞，从西汉全局的角度，“揭穿”了所谓高福利的实质。
汪教授说，汉初郡国并行，藩国拥有自主权，刘濞钻了这个空子，利用吴地得天独厚的条件，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独立王国。吴国境内有丰富的铜矿，刘濞大量开采，私自铸钱。吴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盐资源取之不尽。盐是生活必需品，利润极高。刘濞垄断了吴国的海盐生产和销售，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汪教授认为，正是因为有了“铸钱、煮盐”这两台巨大的“印钞机”，刘濞才拥有了实施“高福利”的底气。他免除了吴国境内所有百姓的赋税（包括田租和算赋等人头税）。不仅如此，连官府征发的徭役（如修路、筑城等），都由吴国财政出钱，雇佣工人，付给平民“市价”工资。这在“三十税一”的轻徭薄赋的汉初，也是极为惊人的政策。
汪教授特别指出，对于其他郡国逃难至吴国的人口，刘濞一概接纳，并提供庇护。甚至一些触犯法律的亡命之徒，逃到吴国后也能得到容身之所。这极大地增加了吴国的劳动力和兵源。与此同时，每逢年节或有庆典，刘濞会赏赐百姓；对于有才能的士人或地方豪强，他也慷慨给予金钱和荣誉。这使得他在吴国境内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说到这里，汪教授在黑板下写下了八个大字：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接着补充道：“司马迁写汉室对吴王的步步紧逼，其实是在为尊者讳。”
结论：吴国的“高福利”完全依赖于刘濞个人的政治目标，缺乏制度保障。它的存在是为了支持一场注定失败的政治冒险。随着刘濞的战败，吴国的所有特殊政策瞬间烟消云散，所谓的“福利”也如昙花一现。他在位的时间，仅有42年。
就在当天晚上，汪教授穿越了。一觉醒来，成了一个叫汪二的农民，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而且一醒来就想起两件头疼的事：昨天里正（管50户的行政长官）关老爹来过了，让赶紧交税。税不算多，两口子加上老娘，八口之家，算赋加口赋不到800钱，东拼西凑下来勉强够了。要命的是长子年满23岁，尚未婚配，却要跟自己一样服役了。正卒和更卒，每年一个月，戍卒是一年。汪二当过一年戍卒，这辈子不用再去守边疆了，儿子还得去。那种苦寒的地方，就算能活着回来，日子也难熬呀。
汪二成天短叹长吁，对老娘、老婆，还有儿女，都没有好脸色。奇怪的是，提心吊胆地过了一个月，里正都没有露面。里正没露面不等于不来，该准备的还得准备，家里除了两只下蛋鸡，能卖的东西全卖了。说起儿子要去戍边，老娘和老婆就抹眼泪，烦死个人。
里正终于来了，说：“啬夫（乡行政长官）说了，今年的算赋和口赋不收了。”
“啥——？”汪二张大了嘴巴。
“听仔细了，今天的算赋和口赋免了，全免，一个钱都不用交，明白了吗？”
“免了？皇粮国税？”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一免，相当于家里凭白多出来一大笔钱，余下的日子天天吃饱饭，不用挖野菜了。汪二正发呆，谁知好事还在后头。里正又说，正卒、更卒、戍卒，统统免了。也不是免了，修路、筑城啥的，该干还得干，干一天有一天的工钱。
“啥——？给官府干活还有工钱？”汪二懵了，傻呵呵地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自古以来，给官家干活不都是白干么？
汪二从此过上了滋润的日子。他到死都忘不了，吴王免税那年他41岁，黄土已经埋到了下巴，本来以为享不了几年福，谁知道后来又活了三十年，这三十年就没有遭过一天罪。
汪二咽气那年，汪家人丁兴旺，已是四世同堂。临终前他忽然想起自己是个教授，而且发现吴王在位42年，让三代人都过上了好日子。想到这儿猛然一惊，醒了。
是穿越，还是做梦？
穿越也好，梦也罢，说明历史研究还有另一个视角——平民视角。说明个体的、当下的、基于生存体验的真实感受，远比后世基于宏大叙事的道德评判更为根本。
我是吴国的农民汪二，我心中的天下无非是我的村子，还有村子附近的集市。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圈里的猪、地里的苗、仓里的粮；就是晚上回家有一碗干饭、二两小酒；就是姑娘能嫁个好人家，儿子能娶上会过日子的媳妇。吴王是不是收买人心，会不会反叛我不管，那是他们刘家的事，我只知道吴王让老百姓过了四十二年衣食无忧的安稳日子。
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忍不住去分析刘濞的“动机”，评判他的“残酷”，预见他必败的“结局”。我们会说：“你看，他最终是失败了，他的福利是假的，百姓最后还是遭殃了。”
但对于那个真切地度过了几十年免于饥馑、赋税和恐惧的老农汪二来说呢？
我们的所有分析，在那个老农端起的饭碗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些矫情。
他会对说“刘濞收买人心”的晁错说：“一边去，别耽误我吃饭！”
他会对说刘濞收买人心的历史学家说：“他让我吃了一辈子饱饭，你说他收买人心？你收买一个给我看看！”
写完这篇文章，很巧，读到了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类似的文章：《他们的日子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且摘录如下：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民”都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复数概念而存在的，或者被称之为群众。于是，在最强调“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时候，群众的面目也被塑造得最千人一面；在最讲“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人们却最频繁地受到服务者“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你能代表人民吗”之类的揶揄。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一个的人。卑微也好，普通也好，这一个就是这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只有从复数变成单数的时候，人民才能成其为人。
读罢孙教授的文章，我想补充一句，穿越到吴国的汪二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