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的曹禺写出《雷雨》名声大噪；25岁写出《日出》获得文学大家巴金的赞誉；30岁《北京人》让他成为戏剧界全员敬仰之人。而立之年就成了中国戏剧上的一座“丰碑”，无人可及。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
1949年后却鲜少创作。郑秀看着他从“不见经传”走向“人人敬仰”，又从“辉煌”走向“没落”。
1931年的某一天，清华大礼堂正上演着一出戏剧《娜拉》。身量矮小的曹禺圆圆的脸蛋上挂着一幅近视眼镜，扮演的娜拉活像一个小学究。
观众席上五官端正的高中女生郑秀端庄的坐姿让曹禺移不开眼。
在了解到曹禺就是刚刚舞台上的娜拉后郑秀震惊了，曹禺本是想进一步地了解郑秀，可无奈找不到理由靠近对方。
1932年，曹禺心心念念的郑秀考入了清华大学法律系，喜怒都不形于色的曹禺突然像个小孩子般欢呼。
1933年，清华话剧社排演英国话剧《罪》，戏剧翻译，导演，男主角都由曹禺一手包办，但男主角的女友却没有人选。曹禺想到了郑秀。以共演为名义终于找到了接近郑秀的理由。曹禺的邀约郑秀毫不犹豫地应允了。
自此，郑秀便经常出入曹禺的宿舍，与戏剧团成员一起排练。排练结束后，曹禺还会专门送郑秀回宿舍。这一送就是一个月。郑秀慢慢地感觉到曹禺对她的热情、温柔以及关心。她对他更是钦佩不已。
此后，曹禺，郑秀以及戏剧成员们又继续公演了七八场。据说演出结束后的一周之内，郑秀经常收到男同学们的求爱信。
看着那一封封信，一句句情话，郑秀迷茫了，她开始思考起自己的婚姻大事，深陷在爱情问题上。因此，对于曹禺的几次约会邀请，她都拒绝了，不是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就是拿功课忙来当借口推脱。
十天后，一直见不到郑秀的曹禺病倒了。郑秀的好友告诉她：“家宝（曹禺本名）想你都想出病来了。好几个晚上一个人睡在床上直流眼泪。”
郑秀立即去看曹禺，十天未见，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郑秀也同样如此。从19岁到21岁，她一步步地看着喜欢的男孩在创作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毕业前夕曹禺的《雷雨》创作完成，郑秀是第一个读者
《雷雨》是“被翻译成各国语言文字最多的中国话剧”，成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当《雷雨》能够出版成书时，他反而是将唯一一册精装本送给了郑秀，而不是自己留着，尽管那是巴金特地给他印的。
1936年，巴金、马彦祥、张天翼、田汉等文化名人都特地前来赶来南京参加他们的订婚仪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出于安全考虑，曹禺和郑秀不得不从武汉赶到长沙。在那里，两人举办了正式婚礼。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她会和曹禺渐行渐远。
生活只会剩下吵吵闹闹。
1939年4月，跟随着国立剧校他们迁住到四川，许是四川生活太过无聊，郑秀每天只能跟着剧校的几位师母打牌磨时间。
有的时候，郑秀还会拉着忙碌的曹禺一起打牌。这让曹禺很是头疼，他每天要工作，还要创作，并没有多余时间去玩，当曹禺表达自己“不会打牌”时，她还振振有词地说：“不会你就学嘛，这又没有什么大学问。”
后来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慢慢地他开始厌恶回家，他越来越觉得，有着郑秀的家，不是一个家。这样的想法在遇见方瑞时更为强烈。
方瑞是曹禺所教学生邓宛生的姐姐，原名邓译生。两人于1940年夏天相遇。
初夏晚风缓缓拂过曹家的窗台，蝉鸣声忽低忽高，伴随着一阵阵敲门声。一般曹禺都不会主动去开门，往往都是由郑秀去开门的，这一次也同样。
只不过，有些许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客人，直接来到了曹禺的书房。屋内，昏暗，独一人安静看书；屋外，明亮，两姑娘悄然等待。
曹禺从书移开眼望向屋外时，看到的便是这般景象。而其中最夺他目光的便是邓宛生旁边的白净女子，在他眼中，她“犹如一支秀竹，亭亭玉立。”
直到听见邓宛生介绍对方叫方瑞时，曹禺才移开了目光，认真听起邓宛生的话来。原来，两人这次特地来找曹禺就是为了让他替方瑞补习英语的。
一向热心助人的曹禺听到这要求，自然是答应了。殊不知，不久后的一天，他开始沦陷在了方瑞的温柔乡中。
在补习的过程中，曹禺了解到，方瑞出身书香门第之家。家世好，明明可以请家教给自己补习，可偏偏却选了自己，曹禺不由得有些开心。慢慢的，他开始想要以方瑞为原型去写新作品，去歌颂她那纯洁的灵魂。
于是，每次补习结束后，曹禺都会主动邀约方瑞去散步，聊天。他知道她今年23岁，知道她从小体弱多病，先后得过小儿麻痹症，肺病、心脏病。
刚好，在说到病情时，方瑞开口请求曹禺帮他在重庆买药。按理说，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方瑞人脉不广，战争期间买药又相当不容易，托人脉广的曹禺帮忙自然是正常的。
可偏偏，有些人故意会错意，四处散播谣言，称方瑞怀孕了，需要曹禺买药。小城街巷之间，流言四起，很快郑秀也听到了这样的话。
一天晚上，郑秀看见曹禺悄咪咪走出家门看信，她便跟着一同出去，在曹禺看得入神时伸手一抢，随意瞥了几眼后气急败坏地说：“你竟敢在这儿干这事……”
曹禺担心被过路人听见，又传出什么奇奇怪怪的谣言，便主动示弱，请郑秀回家聊。
其实，信上写的只是方瑞要买中药的事，可字句之间用词太过暧昧，情意绵绵。看到郑秀脸色渐渐苍白后，曹禺害怕地说：“你不要看了，看了你会气死。她与你不一样，她不爱说话，什么事都写在信上。求求你，把信还给我。”
郑秀就更气了：“还给你，没有那么容易！平时叫你晒被子，你总没有空，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书呀信呀的递起来，你当我是什么人！”
曹禺乞求道：“求求你，不要闹。你这么大声嚷嚷，让她以后怎么嫁人？”
这话一出，不用想就知道，郑秀脾气会更加火爆。毕竟，曹禺犯了一个错误，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不顾妻子心情，去担心另一个女人的未来，这不明显找骂吗？
那时的郑秀可是一刻都不能忍：“好，到现在你还那么护着她，她既然做得出，我就骂得出口……”
劝不住郑秀，曹禺索性直接上手抢，郑秀仍是不肯还信。一气之下，曹禺直接把信一张一张吞到嘴里。可郑秀手上还有几张信，曹禺为了夺信，直接和她扭打在一起。
一不小心，桌上煤油灯被打破，曹禺的手因此被划开一个口子，血流不止。郑秀看见后，难过地扔下剩余的信后，上楼休息了。
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曹禺和郑秀都三年夫妻了，感情却逐日减淡。
曹禺一直以为是自己木讷，无法让郑秀开心；是自己不帮她晒被子，所以郑秀才揪着方瑞这事不放。其实她不开心是因为曹禺不肯把时间花在她身上，陪她玩；她气的是曹禺不知道自己吃醋，吃方瑞的醋，因为他愿意把时间给予她，而不是自己。
当然，更加让她恼怒的还是曹禺暗自和方瑞暧昧。
他只会重复道：“我求求你，不要把事情闹大。以后我一定同你好好过，天天帮你晒被子。我们从头好起……”
曹禺和郑秀的关系明显更加不好了，可为了方瑞不被影响，曹禺并不敢和郑秀闹掰，再加上，当时的他对郑秀还是有点感情的。但这点感情，就快被时间磨没了。
1940年的深秋，曹禺开始沉浸于创作《北京人》，其中女主人公的原型便是方瑞。那时的他仿佛脱离了现实世界，独自遨游在文学天堂里，独自思念着触不可及的心上人。
至于郑秀，早已被他“逐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后来，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也没了郑秀的“位置”。
1948年，内战胜利曙光日渐明朗。出于安全考虑，郑秀的父亲不得不带着家人赶紧离开大陆，前往台湾。
启程时郑秀却不想走了，因为曹禺没来。郑父只心系女儿，并不在意曹禺。他知道两人关系已生间隙，所以才没有派人去接曹禺离开大陆。
可郑秀狠不下心，她舍不得。尽管她知道曹禺仍和方瑞藕断丝连，悄悄联系，可她也不忍扔曹禺一个人在大陆。
但她同样，也舍不得父亲。
机舱快关闭时，她赶忙叫下两个女儿：“他不去，我也不去！”
郑父被郑秀这一举止吓到了，顿了一会赶忙阻止道：“难道你忍心抛下为父吗？”
明眼人都知道，这一趟分别，将会是永别。郑父自然也清楚这理，所以他不想和女儿分开。可郑秀仍是决绝地说：“爸，女儿不孝，我不能跟您走。”
1950年，新中国婚姻法颁布，曹禺以“感情不和”为由向法院提出与郑秀离婚。
一开始，郑秀不同意离婚。她和曹禺在一起这么久，年少甜蜜的时光还历历在目，怎么可能说离就离？
最后，在亲人好友的劝说下，郑秀才同意离婚：“过去我爱曹禺，嫁给了他，现在我还是爱他。我同意离婚，因为我希望他幸福。”
13年婚姻结束了。郑秀不由得在法院上放声大哭。许是被郑秀的悲伤影响到，曹禺在一旁也哭了。
晚年，曹禺曾回忆起这段婚姻，他感慨地说：“在这件事上，她有错，我也有错。”
1951年，曹禺和方瑞正式结婚。而郑秀，只能看着曹禺年轻时给她写的460封情书聊以慰藉。可到了五六十年代，社会动荡之时，她连情书都不能看，只能把它们都烧掉。
她说：“害怕拿出来对曹禺不利。”
就连之前平日里做饭，她也要多做一份，让孩子带给曹禺。一次，好友吕恩见了之后有点看不过眼：“郑大姐，你何必带给他呢，他那里什么吃的没有啊，他比你吃得要好。”
可郑秀却不这么认为：“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福建的菜，他挺爱吃的，他们那里不会做。”
然而，在十年动乱期间，她所心心念念的人却没能认出她。
1966年，曹禺被隔离审查，他每天都要被批评，每周都要写一份思想汇报。或许有人会说，他是搞创作的，思想汇报随手即来。
可对于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而言，写思想汇报是扼杀灵感，而不是在创作。
曹禺对此曾说道：“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自这时起，曹禺开始不懂创作，他不知道写什么，更不清楚能写什么！一看到纸，他第一反应就是思想汇报，重复写着“我有罪，我向人民群众请罪”。
他不再是人人敬仰的文学天才了，开始变得平庸，渐渐的，鲜少有人提起他这号人物。
每次曹禺被要求去打扫地面时，都会看到胡同对面不远处的拐角上有一个人。那个人一动不动地，像尊石像一样。许是年纪大了，老眼昏花，曹禺一开始并没有认出那个人是谁。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他的前妻——郑秀。每一天，郑秀都会在曹禺出现时一同出现，但她从不靠近，只远远地注视。在她看来，这段时间是曹禺最困难的时候，她理应陪在他身边，可仔细一想，自己又没有资格，没有名义站在他身边。
至于方瑞，因为曹禺遭遇挨打批评一事，她受到惊吓后就病倒了，于1974年时服用安眠药自杀。
听闻方瑞逝世消息后，郑秀本有意和曹禺复合的，他们的儿女也都觉得这样合适，毕竟郑秀还一心爱着曹禺。他拒绝了
方瑞逝世的五年后，曹禺又再婚了，对象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两人于1947年相识，那时的曹禺正困陷于与郑秀的婚姻中。
据李玉茹晚年回忆道：“我们互相爱慕，但也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事。”
原来，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早已从32年前就开始了，只是碍于道德世俗。三十多年后，他们仍对彼此有爱，一个56岁老妪，一个69岁的鳏夫。
1989年，郑秀因病逝世，临终前，还喊着曹禺的名字，想要见他一面。可曹禺并没有去。就连吊唁，他都缺了席，他只让女儿买一只花篮放在郑秀灵前。
他在她去世后也曾写信给次女：“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在李玉茹的陪伴下撒手人寰，享年86岁。
毕竟，她可是爱了曹禺整整56年，她一直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别的女人生活，一看就是3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