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乡下代过课

辽东山区沟沟岔岔里的村庄，是长白山余脉褶皱里的星星点点。山是生计的羁绊，用连绵的阴影捆住每一寸土地，让收获都显得十分微薄。乡亲们奋斗一天，工分只值两毛钱。那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下乡插队当知青时候的窘状。

那个时代虽然贫穷，但精神却挺丰裕。大山里不通电，但村村通大喇叭，家家再装小喇叭。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动态、要求，“一杆子插到底”。乡镇长、村领导可以直接喊话提要求，广而告之，家喻户晓。

我爱读书，是出名的“书虫”，又戴着副眼镜，村里人便把我当成了“文化人”。为了参与大喇叭竞赛，宣传村里好事不落人后，大伙一力撺掇着我写稿子，说要“抢占舆论阵地”。“芝麻掉进针眼里——凑巧了”，队里备耕工作正热火朝天，有的是看头和内容。我一投稿，先是公社（乡），后是县里，都通过大喇叭广播了。就此，我成了村里公认的“笔杆子”。

笔杆子的宿命，似乎是站上讲台。于是，当村小学急需教师时，我便顺理成章地被“委以重任”，成了一名代课老师。

学校是没有围墙的，它坦然地敞开着，与山野融为一体。夯土的操场承接着孩子们的奔跑与四季的玩闹；木匠手打的篮球架，刨子留下的纹路清淅可见；砖砌的乒乓球台，水泥台面粗糙却坚实。东边，山岚会漫进窗棂，聆听晨读；西边，溪流的欢歌则伴随着放学的钟声。

我的第一届学生，是三十多个眼神里混合着怯懦与野性的孩子。他们对于我这个城里来的知青，充满了好奇。第一堂课，我便被那个瘦小的男孩将了一军：“老师，您会背《为人民服务》不？”刹那间，教室里背诵声此起彼伏，热烈而纯粹。那一刻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颗颗被贫瘠的土地包裹着的、渴望雨露的心。

批改作业成了我最温暖的时光。糙纸订成的本子，边缘毛糙，却承载着一笔一划的认真。有的孩子，还会在空白处画上他们见过的山狐与野兔，让朴拙的童趣在方寸间显现。而家访，则让我真正走进了他们生活深处。我永远记得那个叫“石头”的孩子，他作业本上的泥点，源于每天拂晓为盲眼奶奶挑水、喂猪，再奔跑五里山路去上学。生活过早地给了他重量，他却用那双清澈的眼睛，承接了所有的负担。

秋天，为了县里的抽考，我将自己视若珍宝的《新华字典》拆成一页一页，让孩子们传阅。煤油灯下，我为他们编写习题，油烟将镜片熏得模糊，却让心变得更加澄明。

当大喇叭里传出我们班夺得全乡第一、全县第三的消息时，整个山村都为之沸腾。孩子们在操场上忘情地跳跃，摇晃着那个孤零零的篮球架，仿佛要将所有的喜悦都宣泄出来。一旁的关校长，那位敲钟的公办教师，偷偷抹着眼角，喃喃道：“咱这山沟沟，今天总算把腰板挺直了……”

如今，我早已回到城市。但那段岁月刻骨铭心。我感念的，不只是那段青春的日夜，更是那种在粗粝现实中，依然倔强闪烁的求知目光，那种在贫瘠土地上，依然蓬勃生长的坚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