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与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样把重心放在媒介上,向我们展示了电视、印刷术媒介对社会传播的影响。他揭示了人类对于不同媒介接受信息的偏好也有不同,而这种不同会驱使传播者去改变自己阅读习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看报纸时,会自然而然地思考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再去分享提醒亲朋好友。但是,我们在看电视新闻时,却更多地是在接受媒介直接传递的信息,而很少经过大脑的思考,容易受到传播者的影响。如今,各种媒介共同存在,电视对娱乐化的影响被互联网掩蔽了;但在波兹曼时代,这种影响是翻天覆地的。
波兹曼对电视展开了细致的辩驳,探究电视给社会带来的娱乐化,尤其是新闻、政治等方面的娱乐。社会需要娱乐的存在,但一些公共事业性质是严肃的,需要媒介表现得庄重。正如作者所说的:“就连总统大选的辩论,也变成了一场娱乐嘉年华,这样一来,我们便会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电视让受众更加注重影像的呈现,忽略了实际内容,很难去思考节目想要传达给受众的信息。不知不觉中,幽默风趣成了评判节目好坏的标准,人们夸赞的话从“真有意义”变成“真有意思”,沉溺在虚幻的笑声中。当然,作者不是否认它们的存在,毕竟娱乐节目是很重要的类型。但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娱乐放在其他类型却是不合时宜的。如果报道新闻的主持人一脸笑意地给你介绍,你还会觉得新闻可信吗?当记者幽默地实地采访灾后情况时,难道是要受众去感慨灾难的趣味性吗?信息传播本是件比较严肃的事情,需要传受双方去重视考量。信息内容有不同类型,或庄重或有趣,但它的形式必须是要得到尊重的。
波兹曼为了突出电视媒介对娱乐化的影响,将印刷媒介与其对比起来。“书籍和电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波兹曼说,在印刷时代,人们沉迷的是文字,从电视时代开始,人们逐渐沉迷于影像。文字鼓励持续的思考,影像则鼓励跳跃的欢愉。”相比于书籍报刊上铅字的庄重,影像给了人们最直观的呈现,反而显得娱乐化了。《理解媒介》中关于印刷媒介的影响也多有笔墨,讲述媒介的变化影响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电视媒介让公众话语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电视让视觉成为主导,我们接受信息主要是通过“看”。随之而来,我们对语言的重视程度便被削弱了。
媒体为了迎合受众,制造趣味性的信息是无可厚非的。但当我们接受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娱乐化时,便该去反思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是否合理。“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作者借由电视这一媒介提醒我们,泛娱乐化的传播不利于社会良性发展。回归到当下,娱乐会带来流量,我们在这个信奉“流量为王”的网络环境中难免会被蒙蔽。于是,一些通过营销噱头不惜造谣夸大的信息得到浏览量、点赞,最终获得利益。这样的内容一次又一次挑战信息传播的底线,扰乱社会治安。
语句:
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
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
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
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
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
对于电视也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电视告诉杂志“新闻是一种娱乐”,杂志转而告诉电视“只有娱乐才是新闻”。
通过赋予事物魔力,我们可以获得神性,而通过娱乐,我们走得离神越来越远。
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
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年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