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电视媒体的异军突起，印刷媒介逐渐式微，甚至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电视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无孔不入，成为组织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媒介。而电视的表达形式往往是娱乐性的、碎片化的、排斥思考与逻辑的，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大众也日渐习惯于这种娱乐化的媒介接触，变成了一群娱乐至死的人。
在这时，尼尔·波兹曼敏锐地观察到了主流媒介的变革对大众以及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他看来，人类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事物。受到麦克卢汉的影响和启迪，波兹曼将“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作为自己阐述“娱乐至死的社会”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倾向性，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同时他指出“真理不能毫无修饰的存在，它必须穿着合适的外衣才能得到承认”，“真理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偏见”，在印刷媒介占绝对权威的学术领域，来自口语场景的信息就无法作为支撑个人观点的论据。他对比了过去以印刷媒介为中心的“阐释时代”和今天以电视媒介为中心的“娱乐业时代”，在两者之间，电报的发明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过去人们因为需求而获取信息，而电报使得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人们开始进入了一个被大量无关信息充斥的世界，信息——行动被彻底改变了，人们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途而制造各种各样的问题。而电视的出现无疑加剧了这种状况。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是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关于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过程的著作；同时也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
该书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以此来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在该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令人深省，并认识到媒介危机。
波兹曼在前言中提到，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两个完全相反的预言。
他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而事实就是这样，在过去的阅读中，由于阅读需要一个连贯性的动作，不可避免的，人们就需要长久的坐在原地并保持思维的连贯性。然而对于处于电视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并不会因为在看电视时前后两条节目的内容与传达出的情绪的不同而感到不适。
如果仔细观察，人们就会发现，在他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中，并不是每一条信息都与他们有关系，换句话来说，人们每天都会接收很多无意义，无营养的信息。这似乎表明，在如今的信息生活中，人们在获取便利的同时，思想也在逐渐僵化，同时开始全盘接收媒体传达给他们的所有信息，而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在内容与思想内涵上完全就是割裂开的，这些人们，看似漫游在信息的海洋，实际上却置身于一个个信息的孤岛。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由于搜索引擎的发展与普及，人们在面对自己一知半解的信息时，常常选择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互联网上搜集相关信息，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这样，人们对于信息的针对性与主动性就变得更强了。同时，又由于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结构，导致了一个结果——每个进入互联网的人都可以成为内容创造者，这使得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能够获得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而不是电视时代单一的娱乐化。
最后，尽管《娱乐至死》中对于电视文化的批判很多已不适用于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但书中的很多观点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像书中结语所说的那样：“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