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直接诱因是财政崩溃。要避免这种情况，一是开源，二是节流。
开源很难。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税收。朱元璋主张贮财于民，“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秋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所以酒茶盐铁等历代官营的生意，在明朝就变成了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模式。而商人们取得官府授予的经营权后，通过官商勾结，导致朝廷相关税收大受损失；而各地宗室、缙绅，又利用特权和种种手段隐瞒田产、人口，使徭役和赋税主要转移到一般农民身上，导致“越贫穷的人实际税负水平越高”。到了明朝中晚期，天灾人祸并起，财政终于无可挽救。
节流也不容易。忽然之间看到一段文字，说明朝成化年间以6000万人口养了10万官员，财政供养负担极为沉重。兴之所至，以极不严谨的态度搜索了一下。
大背景上说，明宪宗早年勤于国事，倚重李贤、商辂等阁臣，内政治理尚属清明，经济发展，人口繁衍。据《明实录》记载，成化十五年全国人口约7185万人。成化年间对外战争虽然时有发生，但均在边境地区，且规模有限，即便成化三年进攻女真部，动员兵力也不过5万人，实际参战仅约3万人。可以说，成化前期的社会状况是比较稳定的。
明代财政供养人员大体上是四类，一是宗室，二是官员，三是军队，四是读书人。
明朝宗室制度源于明太祖。朱元璋自己就是个最大的造反派，对官僚和将领的疑心很重，于是大封诸王，“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明太祖分封诸子及侄孙一人为王；洪武二年编撰的《祖训录》，要求诸王应“搜兵备武”，宗室子孙应“一体任用升转”。这相当于同时构建了“亲亲尊尊”和“举贤任能”两套体系，很有点效仿汉高祖的意思。但这种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反而相当大程度上加剧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甚至引起混乱。汉朝发生了“七国之乱”，明朝就发生了“靖难之役”。所以这个制度的根本目标，在永乐年间就被破坏了，但宗室终身受财政供养的安排却保留了下来。据《徐文定公集》，洪武年间宗室58人，永乐年间宗室127人，至正德年间宗室也不过2980人。明朝宗室人数暴增是嘉靖之后的事儿，至明朝灭亡已经达到22万余人，所以有“明朝被宗室吃垮”的说法。成化在永乐之后、正德之前，宗室人数肯定多于永乐年间，而少于正德年间，按2000人估计应该是差不多的。
明朝官制主要包括中枢、地方和军事三部分。据《明史·刘体乾传》：“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这大体是切实可信的。明朝官员的俸禄制度也是创立于洪武年间，始终未改。明太祖出身寒微，称帝后仍很节俭，所以给官员的俸禄并不高：职级最高的正一品官员，月俸为87石；职级最低的九品官员，月俸为5石。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官员薪资甚至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都有困难，以致于顾炎武曾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所以明朝官员薪俸，对财政的影响应该不算太大，但人心私欲，贪腐就成了普遍的现象，“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就是在明朝话本中出现的。
明朝军队数量庞大，但不是全部由财政供养。明太祖基于自身实践和经验总结，创立了“卫所＋京营”的特殊军制，这个有点效仿曹魏的意思。卫所驻防各地，执行军户制度和军屯制度，在经济上基本上自给自足，甚至有的卫所还可以向朝廷上缴粮款。对于土地贫瘠、战事较多的九边重镇，朝廷财政给予额外补助，但也不多。以防御蒙古的宣府、大同两镇为例，明嘉靖时期驻军员额约12万人，但朝廷拨给军费不过每年20万两白银。真正依靠财政供养的明朝军队，主要是京营。京营由明成祖定制，包括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即所谓的“三大营”，共设72卫，分属五军都督府统辖。五军营是常规军；三千营是由投降或归化的少数民族士兵，因最初设立时员额为3000人而得名，以弓骑兵为主，至嘉靖年间更名为神枢营，兵员增至4万，编成与五军营趋同；神机营是以火器为主要兵器的部队。京营在永乐年间员额最多、达80万人，至“土木堡之变”大受折损。据《明史·于谦传》：“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于谦改革京营，补选精兵十万组成10营，称为“团营”；其余兵士遣归本营，称为“老家”。成化年间，“团营”增至14万，分为12营，称为“选锋”；其余兵士仍称“老家”，专任劳役。成化年间京营兵员不可能超过永乐年间，假定“选锋”和“老家”按1:4的比例，估算约60万人应当是合理的。加计朝廷财政对卫所军队的额外补助，折算财政供养军队约100万人。
读书人在明朝受到格外优待。朱元璋出身低微，没读过什么书，称帝后恢复科举制，对教育给予特别重视。明朝的教育普及程度，超过前后历朝，平均达到10%至15%，至万历年间最高、大约在20%至30%；而清朝的政策打压和人口增长，导致人口识字率大幅下降，至1909年学部第三次全国普查，4亿人口中粗通文墨及以上者不过三四百万人而已。即便如此，读书人在明朝考中功名也受到严格的名额限制。终明朝276年，录得秀才不超过60万人，其中11万人成为举人，约2.5万人成为进士。自考中秀才即获得功名之后，读书人立即可以获得、且终身享受“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的经济补助，以及免除徭役、免除赋税、畜养奴婢和免受肉刑的特权。对于没有获得功名的读书人，明朝制度也规定，全天下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日三餐都由财政供给，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福利制度。据顾炎武估算，明末有权接受财政供养的秀才及以上读书人约50万，而成化年间不可能超过这个数量。
综上，成化年间财政供养人员大约包括宗室2000人、官员10万人、军队100万人和读书人50万人，合计160万人左右，财政供养比大约是1:44。我个人认为，这比单纯用官员/人口计算财政供养比的算法，似乎更合理一些。成化之后，财政供养比迅速增加，加之为应对内忧外患增加的战争支出，明朝的财政终于扛不住了。财政供养比是财政状况的一个显像。可以想见，如果在承平时期没有加以调控，当灾变发生后任谁也扛不住。所以明朝灭亡，倒不是崇祯等后世帝王一味的无能，或者魏忠贤等辈一味的贪腐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