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说新语》这样一部不正经的书，却能大受欢迎，成为经典？
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世说新语》里写的那些人物，活在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大概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建立为止。可能你对这段历史有些模糊，我多说一句，具体说来，东汉崩溃，然后就是三国；三国归晋，西晋短暂统一，之后很快又乱了，于是到了东晋；东晋最后又被刘宋取代。《世说新语》里偶尔有个别内容溢出这个范围，但大致都属于这个时间段。
这段历史特殊在哪儿呢？那就是，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和之前的秦与西汉不一样，和后来的隋唐以至于宋元明清也不一样。
我们知道，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社会逐渐成为由皇帝和官僚主导的社会。就是说，这个已知世界里，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围绕着他，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大群官僚在治理着国家。
过去有的历史书，喜欢说“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是地主阶级，官僚也是地主阶级，好像他们就是简单的一伙的。
实际上，皇帝和官僚的关系，很微妙。
一方面，皇权至高无上，可是没有官僚，皇帝的权威就是空的，没有办法落地。而官僚要得到皇帝的授权，才可以行使他的权力。这样看，皇帝和官僚确实是一伙的。
但皇帝和官僚的关系，还有另外一面。简单说就是，皇帝不喜欢官僚以权谋私。
如果一个皇帝是理性的，他知道自己的天下要想长治久安，要想安安稳稳传给子孙后代，就要尽量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一点。往低了说，起码的生存保障要有，至少能吃饱饭；往高了说，要能让老百姓觉得，努力之后能够发家致富，更进一步，还可以当官。
所以对皇帝来说，理想的状态是，皇权是垄断的，但官僚系统是开放的。
各种政治资源，官僚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在位的时候是官，退休了就不是官。你是官，不保证你儿子也是官。你是官，但你干得到底怎么样，要随时接受我的考核。
说到底，官员实际上是皇上家的临时工，而临时工是不可信任的，所以要加强监管。中国古代的官制，什么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立，是没有的，但确实有一个相当独立的监察系统。而且朝廷的纲纪，条条款款，针对官员的，至少不比针对老百姓的少，这叫“王法治官不治民”。
但官员的想法，就刚好相反了：
第一，既然我是临时工，那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与其长期效益好，不如任内效果好；与其真的干得好，不如让皇上觉得我干得好。
第二，为什么我就只能是临时工？他想转正啊，不说像秦始皇之前的周朝贵族那样，或者说西方的欧洲贵族那样，身份、权力可以世袭，但更多的权益更好的保障更少的监管，总是值得追求的嘛。
当然，官员里有一些高尚的例外，绝对数量还不低，但看权重，还是很有限。这样一来，官僚系统和皇权之间，就形成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
西汉的时候，皇权对官僚是占优势的。比如说，汉武帝用过13个丞相，只有3个结局还行，别的要么被撤职，要么不得善终。至于什么人能当官？只要皇帝欣赏你，你就可能能当官。著名的大将军卫青，他妈本来是个家奴，和人私通生的卫青，卫青的亲生父亲都不稀罕这个儿子，可是没关系，皇上欣赏他，他也有能力，那就能做到大司马大将军。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汉武帝时代相当多。
但是从东汉开始，官僚集团就反过来对皇帝有比较大的制约了。皇帝不希望他们正式拥有的政治资源，他们越来越多地搞到手，而且可以传给子孙后代了。
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阶层，所谓“门阀士族”。简单说就是，你能不能当官，要看你出生于什么样的家族。你们家有钱有势还有文化——有文化也很重要，光有钱不行，没文化这个小圈子不认你——这就叫“士族”。你出身于高级士族，有了影响力，那就是“名士”；出身低级士族，那就是只能是“寒士”了。名士才能当大官，或者摆我不想当官的谱，寒士只能当小官，不是士呢，就根本当不了官。
从东汉末到东晋，门阀士族的权力大到什么地步有区别，但泛泛说来，权力都很大。这就是我说的特殊性，在中国两千年多年的大一统历史里，恰好只有《世说新语》记录的这段时间，门阀士族在皇权面前是最硬气的。
而《世说新语》重点关注的人物，就是这些门阀士族，尤其是名士。
关于《世说新语》，有个著名的说法，说它是“名士教科书”。
这么说是很到位的。《世说新语》很生动地展示了名士们的言行，可以供想当名士的人模仿。但大家也都应该明白，不要以为读了教科书，就真是名士了。就像今天哈佛教科书、哈佛公开课满世界都有，哈佛录取通知书那可不会随便发。
跨过门槛的关键，往往并不在教科书里。《世说新语》里倒是有人说过一个名士定义。
王孝伯言：“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
这个人叫王恭，字孝伯，他说：三个标准：一，通常没事干；二，酒喝得痛快；三，《离骚》读得熟。
这三条，你觉得哪条最重要？容易引人注意的是后两条，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倒是第一条。
在贵族社会里，这甚至可算是一个不用考虑文化差异的普世标准。比如，有人概括莎士比亚时代英国绅士的关键标准，也是“要‘无所事事’，并把开销维持在某一显著水平上”。
“没事干”这一条达到了，后两条可以通融甚至置换掉。什么样的人才能无所事事还衣食无忧还没人能说你的不是呢？前提当然是要有祖传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精神财富。
就拿提出这个标准的王恭来说，他出身顶级高门太原王氏，妹妹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皇后。他自己也一路牛得不行，一直做到封疆大吏。这样，王恭出门，才能有《世说新语》里描写的效果：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世说新语·企羡》）
下着零星小雪的时候，王恭坐着高车，穿着鹤氅裘飘然而过。穷困的人在篱笆墙后远远看见，忍不住赞叹：“此真神仙中人！”
这么看来，与其说《世说新语》是名士教科书，又不如说它是名士的宣传片。它展示的是名士们最想被别人看到的一面。
回到我们一开头的问题，这样一部名士宣传片，为什么会对后来的读书人特别有吸引力，以至于被捧为经典呢？
第一，这些读书人和名士有相似的地方。汉末魏晋的名士，是文化人，后世努力想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人，也是文化人。而且大家读的书也差不多：无非魏晋名士更爱读《老子》《庄子》，但面子上也要推崇下儒家经典；后世的文人主攻方向固然是儒家经典，但是一旦不爽，一样会去读《老子》《庄子》。所以从文化脉络上讲，彼此是通的。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他们再也不可能有魏晋名士那种超然的地位了。
前面说了，魏晋门阀士族权力很大，甚至一定程度上盖过了皇权。但是从《世说新语》诞生的刘宋开始，皇权就已经反击了，等到了唐宋，尤其是宋以后，皇权对官僚可以说确立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创新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实际上就是在官和民之间，开辟了一个对流的通道：让民可以通过考试成为官。这样，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强，读书人数量激增。同时，也让已经是官的人，在位置上很有危机感，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会被挤下去，又成为民。
所以宋以后的文化人，很没有安全感，对皇权的依附性是很强的，虽然有些人还是被称为“名士”，但其实已经和魏晋名士不是一个物种了。
具体来说就是，魏晋名士最硬核的标准——没事干，有老钱，这样特有的社会保障，后世文人是很难拥有的；而魏晋名士生活的时代，世家大族权力很大，他们可以不在意体制的约束，后世文人却必须忍受。读《世说》，不生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感觉，才怪呢。
说这么多，总结下来就是，一个特殊时代造就了一群特殊的人，而《世说新语》的特殊写法，又放大了这群人的风度，使它格外迷人，而且不可复制，于是在后世一代代读书人的想象中，这部书也就成为一部可望不可及的经典。
尤其是，《世说新语》记事，是刻意制造悬浮感的。前面说了，它是宣传片啊，所以，大时代的背景被模糊了：当时的民族冲突，看不到；社会中下层的生活状况，也基本没写。哪怕从记录逸事的角度说，《世说新语》处理材料的手法，也很类似我们对照片做的背景虚化处理。这样一来，照片当然会美丽许多。
所以说，要真正理解《世说新语》，光看《世说新语》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它涉及的历史时代。
它涉及的第一个历史段是从东汉末年，所以下一讲，咱们就来说一说东汉这个时代，名士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引文：《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美）斯蒂芬 · 格林布拉特著，辜正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p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