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推动人们达成共识之外，基于目标的思维还可能从其他方面影响科研投资的决策。

例如假设你是目标论的信徒，可能会认为科学进步的框架是可预测的。换句话说，根据有志者事竟成的目标性思维，通往重大发现的踏脚石将以一种有序可预测的方式排列。

在这种思维导向下，治愈癌症的关键创新似乎应该是对已经存在的癌症治疗方法的改进和完善，或至少应该来自于癌症直接相关的研究领域。然而，在本书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通向卓越成果的踏脚石是不可预测的。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治愈癌症，只专注于癌症领域，可能无法使我们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但是，即使一项研究未能实现其原始目标，其副产品也可能会在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实现意向意外的突破性发现。

事实上，各国政府已经投入巨额研究资金，开展了众多诸如此类的重点研究项目以解决某些特定的科学问题。

例如，日本通商产业省在1982年启动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大规模研究项目g第五代计算机系统项目，旨在推动日本的计算机技术跻身世界领先地位。虽然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定向研发，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项目没有实现其目标。即开发出具备商业成功潜力的产品，尽管这个项目的确为日本培养了新一代有潜力的日本计算机研究人员。

同样，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发起的抗癌战争旨在消灭癌症这一高死亡率的疾病也尚未取得成功。尽管这个项目在研发更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并加深了人们对肿瘤生物学的理解。事实上，类似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看似不相关的科学研究项目，更有希望发现更好的癌症治疗方法。

当然，有时雄心勃勃的科学探索计划也能获得成功。比如，20世纪60年代，美苏登月竞赛就是由肯尼迪总统发起的，他在国会演讲中承诺，我将我相信这个国家能够齐聚一心，全力以赴达成这个目标。十年之后，人类将乘坐宇宙飞船登陆月球并且安全返回。

但这份充满不确定性的宣言后来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他当时正好处于技术可能性的边缘。也就是说，这个宏伟的目标彼时离实现只有一步之遥，与航天飞机之前出现，并促使航天飞机的问世成为可能的一连串发，并不是太空计划本身的目标，但航天飞机的发明必须依赖于他们的出现。假如登月目标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则会以必然的失败而告终。

然而，从这些成功案例中得出的关于目标力量的潜在误导性结论，往往助长了天真的目标。乐观主义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任何目标都可以在历史上任何时期坚定的成立并一定能够实现。

例如，美国癌症协会的一位前任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离治愈癌症的目标已经非常近了，只是缺少将人送上月球的那种意愿，资金和全面的规划。最后，即使这项宏伟的科学事业的成功案例中，最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的技术但往往往往是未曾预料到的。

例如，太空竞赛给我们带来了人工耳蜗记忆，海绵床垫，冻干食品和改进后的急救毯等创新产品。

尽管这些设定了宏伟目标的科研项目显然是由目标思维驱动的，但他们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更为微妙的启示。一个类似的思路是，科学项目如何影响世界，同样存在着可预测的框架。也就是说，我们也许能够持续的投资来不断的优化那些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科研项目，最终会催生出一些具备突破性影响的科研项目背后的逻辑，是具有适度影响力的科研项目，将带来更多更具影响力的科研项目，最终是科学的探索和发现给世界带来颠覆性的变革。

按照这个逻辑，目标驱动思维在科研资助领域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根据科研项目预期影响力的重要程度来判断是否值得投资。

事实上，类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资助机构评估科研经费申请的一个主要标准是拟以研究项目的影响力范围，因此被认为影响潜力较小的科研项目获得资金的可能性也很低。

而政客们倾向于嘲笑那些目标看似异想天开的科研项目，既显然不会带来任何重要成果的研究，认为他们纯粹就是浪费钱，这种态度的背后也体现了同样的逻辑。例如，美国议员汤姆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将一项实验为一群对科学上瘾的猴子，他在2011年的另一份报告中则将另一个实验讽刺为跑步机上的虾。

美国参议员威廉在1975年至1988年期间每月给科研项目颁发的金羊毛奖，也秉持了类似的逻辑，用于嘲弄。在他看来，显然浪费了政府经费的科研项目，获奖者包括一些有着哗众取宠主题的科学研究也秉持了类似的逻辑，用于嘲弄。在他看来，显然浪费了政府经费的科研项目获奖者，包括一些有着哗众取宠主题的科学研究。

这些例子背后，存在着一个非常具有诱惑性的推理过程，既在研究项目开展之前，我们有可能研究项目及其成果是否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将其划分为重要或者不重要的项目。

这种想法过于武断，因为许多重要的发现都是偶然获得或者意料之外的，因此预测科研项目的影响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反而会导致我们忽视偶然性的重要。此外，即使我们可以事先评估大多数科研项目，并可以以可靠的方式预测其影响力，然后只会为其中重要的项目提供资金也并非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