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凭良心做事的人都有一个信念:良心的评判高于体制的评判。

单纯的喜爱是最有尊严的活动，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孩子恢复对事物本身的兴趣。

邰亚臣校长说，学校应该是培养精神气质的圣地。邰亚臣校长说:“我们可能确信不疑，奥数、英语、有名的中学、顶尖的大学、收入很高的工作都是往生命银行里存入的巨款。但如果没有闲适与从容、逍遥与自在，多年以后，我们认为的巨款可能就会变成呆账、坏账。相反，听从内心的呼唤，不断体验生命中的新鲜，可能会成为人生最重要的投资。”

邰亚臣校长把诗定义为“夹杂着明亮的忧伤”，单凭这一句，我就知道他不但爱诗而且懂诗。

教育要能够唤醒个人经验，开放创造机遇，就必须慢。在古希腊文中，“学校”和“闲暇”是同一个词。世上一切好东西，包括好的器物、好的诗、好的教育，都是在从容的心境下产生的。林茶居引用叶圣陶的名言“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评论道:这“才是体贴人性，让教育之善充分敞开的美好叙事——它准确地把握了教育的‘慢’的、‘个性’的、‘顺应自然’的本质”。今日教育的“快”，实质是急功近利，让学生做的大量事情与教育无关，甚至是教育的反面。

老师好不好学生最清楚，一个受学生敬佩和喜欢的老师，就是一个好老师。

赤峰建筑工程学校校长巴易尘，据说他有一个习惯，见了人总问:“今天读书了吗？”对于不读书的人，他一概不理睬。据说他还有一个习惯，见了喜爱的书，总是买许多送人。

巴校长对我说过一句话，学校文化其实就是校长文化。一个学校有一个好校长，带动一批好教师，就一定会成为好学校。他还对我说了一句话，许多校长其实不是校长，而是厂长，甚至监狱长。说得好极了。在今天的应试体制下，把学生当作无个性的产品来批量生产，当作无人格的囚犯进行封闭式管理，这样的学校还少吗？

怀特海在论述智力发展阶段时指出:小学和大学都以自由为主导，唯有在中学阶段，纪律是主导，自由必须从属于纪律。按照我的理解，自由是顺应兴趣，而纪律是服从必须。在小学阶段，智力教育的重点是激发和培育一般的求知兴趣。在大学阶段，主要是根据业已明确的兴趣方向自主地学习。中学阶段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不管是否感兴趣，学生必须学习大量基础知识。因此，中学学生是最辛苦的，中学老师也是最难当的。

中学教师应该是一个通识之才，一个某种程度上的杂家，有广阔的知识面，这样才能触类旁通，把所任的课程教得生动活泼，趣味十足。

人生观决定了教育观，一个时代的教育状况背后必有一种起支配作用的基本价值取向。基于这个理由，我本人一直认为要改革当今中国教育的诸多弊端，关键在于正本清源，澄清教育的理念。

观念并不抽象，人是“活在观念里”的。这个在生活中无处不起作用的观念，不管是源自文化传统的基因、意识形态的灌输、生存环境的浸染，还是社会转型的折射，一经铸成，就如同幽灵一样深藏在无意识之中，操纵人们的行为。这就有了“细节”的重要性。如果说观念决定方向，那么细节则体现了观念，正是从细节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真正起作用的观念是什么。

生长就是目的，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用功利目标规范生长，结果必然是压制生长，生长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价值，一个天性得到健康生长的人是既优秀又幸福的，实际上对社会也会有更大的贡献。

卢梭说:“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他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该把成人当成人，把孩子当孩子。”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急于把孩子教育成大人，不断地骂他、夸他、对他讲道理，结果造出了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卢梭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

对于一个敏感的青年来说，生活无处不引起哲学性的惊疑，对于哲学的需要乃是自然产生的最高需要。历史考证和技术态度扼杀了形而上学的沉思。

如何进行语言训练不外乎阅读和写作。第一要指导学生认真阅读母语经典作家的作品，必须一行一行指给学生看，经典作家是如何谨慎严格地对待每一个词的用法的。第二要进行严格的写作训练，不断鞭策学生对同一思想寻求更好的表达。经过这些训练，学生就会获得正确的艺术感觉、明确的良好趣味、真正的审美判断力。

古希腊罗马是欧洲人文精神的源头，在尼采看来，在这个源头上，人文精神的实质就在于，哲学和艺术本身就是人生的最高需要，就是生活方式。人文教育曾被严肃的当作文科中学的目标。

选择走哪一条路，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天赋的程度，而是“一种崇高精神品质的高度和程度”“英雄气概和甘愿牺牲的本能”，以及内心中“对于真正教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