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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文官制度掩盖了社会筛选的过程，这一过程源自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它被设计为通过测试广义上的经学知识或狭义上的道学修为，来衡量文士们的品格。对掌握非俗语的文言经籍的教育指标构筑了一道语言壁垒，其中熟谙文言的一类人被获准在帝国科场中竞争，而另一类人却因无法通晓文言而被拒之门外。如此一来，那些通文言、有功名的士绅 - 商人精英，在地方社会几乎排他性地垄断了他们占主导地位的官僚体制与帝国利益之间的合作关系。
如果说帝制王朝强调对忠诚官僚进行政治再生产（ political reproduction ），从而分化官僚体系手中的权力，那么作为参加科考的忠顺子民则将考试体系视为达成个人、家庭和宗族成就的最佳途径。但这样的成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训练。对于家庭、家族甚至宗族来说，从科举考生生源中进行政治筛选的王朝机制，被转换为一种以中第为目标的地方家族决策，从而确保其自身阶层的社会再生产（ social reproduction ）。相应地，那些为了让年轻人准备应付科考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承受必需的经济与劳力代价（或曰“投资”）。孝道与金榜题名的关联在史料中被一次次地举证，具体表现为为孩子做出“牺牲”的家庭，以及用功的子孙通过科举及第来回报长辈们付出的努力。
通过对族谱的广泛利用，我得以记录下江苏常州的两大显赫宗族——庄氏与刘氏——在明、清时期如何积累其教育资源，让其子孙用官话融入更广泛的精英社交圈，尤其是作为官员的他们举家住在外省的时候；同时，我还讨论了他们如何为宗族中的男孩和女孩在家中提供严格的经学教育，这种条件对于多数宗族来说是无法提供的。
在徽州，地方宗族的领导权在明末逐渐被移交到秀才出身的宗族成员手中。由于生员的头衔太低而无法谋得正式官位，他们日益成为宗族田地的实际管理者。
柯睿格与何炳棣曾估算，在通过会试的科举考生中，其直接父系祖先中至少三代都是平民身份的官员在宋、明、清三代进士登科录中所占比例分别是 53% 、 49.5% 和 37.6% 。然而，最近的研究则显示这些数据有些被夸大，因为它忽视或低估了宗族中有旁系亲属是官员的平民，或是其姻亲族人中有当官的情况。对于那些乍看之下出身平民的考生来说，他的那些步入仕途的旁系亲眷或姻亲有时在其学业有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土地登记，理论上需要每十年修改一次，而每个家庭都被要求持续地提供劳役。然而，税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异，在 16 世纪极大地消弭了王朝对经济的控制。地方市场渐渐脱离了政府的直接管辖而转向白银流通，进一步指认了王朝对其农业税收资源的掌控在不断萎缩
明代中叶的著名军事将领、道德哲学家王阳明便出身于一个被归为“民籍”的浙江家庭，但他的父亲王华（ 1446—1522 ）曾是 1481 年的殿试状元，并于 1507 年升为吏部尚书。尽管王氏家族始终隶属于“民籍”，但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宁波余姚县的地方精英成员
由于赋税义务在指定家庭中必须由起码一个家庭成员完成，所以用来区分并衡量明代科举考生的官方身份到了 1600 年已无足轻重。但这些户籍信息的确告诉我们， 1400 年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由此确认了许多商人和士绅家庭中职业流动性的存在，以及科举市场中大量精英家族的内部循环。
为了促进考生写作文言文的能力，康熙帝于 1704 年下令编纂《佩文韵府》。此书于 1711 年完成，并于同年印刷出版，在 1720 年重刊。这一复杂精妙的参考类书，依照一万多个不同汉字的韵脚，对其短语和典故加以分类，从而可用于诗文的尾字押韵。在每个条目下，编纂者都对其文学掌故加以说明。《佩文韵府》的一个关键要点就在于，它便捷地整理出了对仗的词句，从而有利于科举考生记诵。
在孩童尚且不能将段落有效拼合成一篇完整文章的时候，教育者就辅导他们分别写作八股文的若干部分。但双方都同意，幼小的孩子无法创作有意义的文言文。无数写作入门书籍都被用于帮助学生达成从阅读向书写的转变。
17 世纪最有名的文人戏曲家汤显祖（ 1550—1616 ），便在 13 岁那年成了江西故乡的一名秀才。童年时，他受教于自己的祖父，之后他在家塾中就读，得到罗汝芳（ 1515—1588 ）的指点，后者是阳明心学的追随者。汤显祖年纪轻轻便精通八股文写作，由此在 20 岁时便通过了 1570 年的江西乡试，成为汤氏家族中的第一个举人。然而之后的 1571 年， 21 岁的他没能通过会试，并在之后的三科考试中（ 1574 年、 1577 年、 1580 年）连连失利，直到 1583 年，他才在 32 岁那年第五次参加京城科举考试时考取进士。
张謇，他在 18 岁时便有资格参加 1870 年的江南乡试，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连续遭受五次失败（ 1870 年、 1873 年、 1875 年、 1876 年和 1879 年），最终在 1885 年 32 岁时通过了乡试，名列第二。在这一年龄段成为举人在当时十分典型，其人数占到了 20% 。而在这十年中，张謇还被要求参加数场复核性质的岁考、科考，以确保他仍有资格参加乡试。而在他姗姗来迟考取举人之后，张謇又连续参加了五次会试（ 1886 年、 1889 年、 1890 年、 1892 年和 1894 年），终于在九年后的 1894 年成为贡士，时年 42 岁。尽管他在会试中仅排第 60 名，但在复核时被重新排为第十名，而他最终在 1894 年的殿试中夺得状元，并紧接着成为翰林院修撰。张謇的状元名声，实则建立在二十年科举失利的人生履历之上，这是他为了求取功名而坚持不懈的隐忍阶段。
科举实则导致了官员与士绅阶层的高度重合，而在其公平、公开的外表下，它掩盖了下层民众在官员体系中被排斥这一事实。作为一套集政治、社会、文化于一身的机制，为选拔官员而设计的科举教育科目在中国实际上维护了阶层差异并将之合法化，其阶层的一端是贵族统治者（即便是非汉族出身）和士绅官员，而另一端则是不识字或者未受过经籍读写训练的平民百姓。
这一为社会及政治精英循环流动而服务的文官选拔体制，实际上充当了一个不乏缺憾但也运转尚可的“教育陀螺”（ educational gyroscope ）。它每两到三年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自我旋转式的科场运作，成为士绅官僚与贵族统治者在面对更广阔的社会时，维持其恰当平衡的不可或缺的制度性工具。但在 1850 年后，这一陀螺被国家不断调整，同时也渐渐失去了轴心。当时的朝廷及其官员没能意识到其王朝衰落的人口因素，而是最终抛弃了这一教育陀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