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兴盛的原因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形式方面，无论古体律绝，无论五言七言，都由完备而达全盛之境。内容的扩大，派别的分立，思潮的演变，呈现着万花缭乱的景象。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所录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清康熙年间所编纂的《全唐诗》，所录二千三百余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这数目真是可惊。在这些书里，上至帝王、贵族、文士、官僚，下至和尚、道士、尼姑、妓女，都有作品。可知诗歌在唐朝，成为一种最普遍的文学体裁，不只是少数的高级文士的专利品。诗在唐朝这么兴盛地发达起来，自必有种种相依相附的原因。

一 诗歌本身进化的历史性

文学虽是人类的精神生产，然其本身，却也正如一种有机体的生物，他的发展也可以看出由形成至于全盛衰老以及僵化的过程。在这种发育的过程中，他的形式与内容，取着一致的状态。某一种文学，在某一个时代的兴衰状况，其外在的原因，固然是复杂多端，然其本身进展的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四言诗萌芽于周初，全盛于西周与东周之际，而衰于秦汉。后代虽偶有作者，即使费尽了心力，终无法挽回那已成的衰颓。辞赋的命运也是如此。五言古诗起于东汉，盛于魏、晋、南北朝，到了唐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光彩了。然而七言古诗以及律绝的新体诗，在六朝时代才开始形成，带着嫩草青芽的新生命，正等待着下代的园丁来培植发扬。天才的作者，正好在这块园地内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加之辞赋一体久已僵化，旁的新文体尚未产生，于是文人的创作，全部集中精力于诗歌，因此造成那种光华灿烂的成就。然而经过了那三百年许多天才的努力，诗又到了衰老僵化的晚期，词体逐渐形成，于是到了五代、宋朝，诗的地位就不能不让之于词了。王国维氏说：“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逆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话》）”我们可以知道文体本身的兴衰现象，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是占着重要的地位的。明乎此，那些贵古贱今的谬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二 政治的背景

在君主集权的时代，政治的势力，给予文学发展以重要的影响。因为当日的文学，全掌握在官僚士大夫的手里，这些人都是承奉着君主的心理，以此干禄得宠。汉代的赋，建安时代的诗，梁陈时代的宫体文学，我们都可看出政治与文学交互的直接影响。有唐一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倡和吟咏。高宗、武后，更好乐章，常自造新词，编为乐府。中宗时代，君臣赋诗宴乐，更时有所闻。

到了玄宗，这种风气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在新旧的唐书的《音乐志》、《礼乐志》内，有不少他与臣妃倡和共为欢乐的记载。他那种浪漫荒淫的程度，并不亚于陈后主与隋炀帝。几乎步他们的后尘，遭了亡国杀身之祸，幸亏祖宗们那百年来的经营，替唐帝国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基础，因此得以苟延残喘地在动摇中又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帝国生命。其他帝后，亦多爱好文学，提奖后进。如宪宗召白居易为学士，穆宗征元稹为舍人，皆是以诗识拔。文宗因爱好诗歌，特置诗学士七十二人。白居易死后，宣宗作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当日的君主，这样敬礼诗人，一面是增加诗人的声誉，同时又给青年作家以重大的引诱与刺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这种现象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加之唐代以诗取士，于是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而成为明清两代的制艺，作为当日青年们的必修科目了。幼年时代起就从事诗歌的学习与训练这种事迹，在唐代诗人的传记里，是常常记载着的。在这种环境下，诗的兴盛发达与普及，自是必然的现象。考试时因为格于那种歌诵的官样文章与形式的限制，自然难得有精彩的作品，但这种考诗的制度，提倡作诗的风气加强技巧的训练，那是无疑的。《升庵诗话》引胡子厚云：“人有恒言曰：唐以诗取士，故诗盛。此论非也。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王世贞也说：“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鲜有佳者。”他们这种过于重视天才的意见，是极不可信的。《全唐诗·序》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艺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而又堂陛之唱和，友朋之赠处，与夫登临䜩集之即事感怀，劳人迁客之逐物寓兴，一举而托之于诗，虽穷达殊途，而以言乎摅写性情，则其致一也。”这种尊重事实的意见，较之胡、王诸人的观念论，是要通达公允得多了。

三 诗人地位的转移

唐诗的特色之一，是其内容包含的丰富。由那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当日社会生活与诗人生活的变动与复杂。在那些作品里，无论自然山水，战场边塞，农村商贾，宫妃贵妾以及尼姑妓女的生活，政治的现状，历史的故事，贫富阶级的斗争，妇女问题的提出，以至于人生哲理，离别爱情，无不加以描写。因此扩大了诗的境界，加强了诗的生命，抬高了诗的地位，丰富了诗的内容。这种进步的现象，是唐以前的诗歌所没有的。这便是因为往日的诗坛，除了少数的民歌以外，几乎全是掌握在君主与贵族的手里。他们都是养尊处优，缺少人情世故的体验，不了解人生的实在状况，尤其缺少下层痛苦民众的情感与意识。他们拿起笔，自然只能倾心于古典文学的辞藻与形式，专表现他们那种特有的狭隘的宫廷风景与贵族的上等生活。汉赋我们不必去说他，试看《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比较接近民间，因此在那些作品里，还能透露一点现实社会的消息。但一到建安，诗歌立刻落在曹氏父子的手里，那诗的趣味就两样了，在艺术上虽有了不能否认的进步，但他们笔下的高尚的技术，渐渐地同实际的社会与民众的生活一天天地隔离了。其间如王粲、陈琳的生活经历较为复杂，实地的体会了一点社会人生的苦痛，因此在《七哀》与《饮马长城窟》诸诗中，微微露出来了一点民众的声音与离乱生活的影子。到了两晋、南北朝，门阀之风极盛，朝廷与文坛，几乎尽为贵族子弟与君主所占据。这些贵族子弟与君王，总是附和一起，谈玄大家谈玄，信佛大家信佛，做色情诗大家做色情诗。他们的生活，同民众相隔千万里，民众的痛苦，他们不能了解，也无从了解。在这种情状下，他们的作品的内容自然是贫薄，诗的情感，自然是只限于那特殊阶级的情感。由两晋的游仙文学，梁陈的宫体文学看来，便可了解那作品中的内容是如何的单调，更可了解那特殊阶级的生活情感，同民众的生活情感，是隔着多么远的距离。同时也可知道那些同民众社会绝缘的君主贵族，也只能写那种虚无缥缈的仙诗和那些女色肉香的艳曲。六朝诗人，只有陶潜、鲍照出身最为贫穷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时吐露出现实社会的色彩与农村田园的音容。在这里与其用天才来解释，不如用社会人生的实际体验的生活基础来解释。这种体验不是那些君主贵族可以用爵位与金钱换得来的，一定要自己确确实实地走过那一段路程，才可以得到。

到了唐代的诗人，这情形就两样了。那一批有名的作家，都不是君主贵族的特殊阶级，大半是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民众生活，与现实社会的体验。我们试检阅一下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诸人的历史，便会知道他们都是从穷困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他们有的虽经过科举的考试或贵人的推荐而入了官场，但他们的情感意识，仍是民众的情感与意识。民间的疾苦，他们见过听过并且也经验过，只有他们才能够了解才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于是诗的内容日益丰富，诗的意义与境界日益高远，不像从前那样只限于某一部分的窄狭范围了。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民间诗人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新民族的创造力

自五胡乱华到隋唐一统的那几百年中，是汉胡民族血统的大混流时代。当日的政权，虽是南北对立，但文化与血液的交流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这种新民族算是酝酿形成，无论人民的气质艺术的风格，都呈现出一种新形态新力量来，把这种新民族的精力，反映于政治、军事或是文学各方面，自然都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创造精神与动人的光彩。近人常以混血儿的关系来说明李白那种惊人的性格，并不是无理的事。梁启超氏说：

五胡乱华的时候，西北有好几个民族加进来，渐渐成了中华民族的新分子。他们民族的特色，自然也有一部分融化在诸夏民族的里面。不知不觉间便令我们的文学顿增活气，这是文学史上的重要关键，不可不知。这种新民族的特性，恰恰和我们的温柔敦厚相反，他们的好处，全在伉爽直率。……经过南北朝几百年民族的化学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唐朝的文学用温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许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觉便产生出一种异彩来。盛唐各大家为什么能在文学史上占很重要的位置呢？他们的价值在能洗却南朝的铅笔靡曼，参以伉爽直率，却又不是北朝粗犷一路。

——《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

他从南北民族的混合，来说明文学上的新风格与新精神的产生，确是拔时流的卓见。唐诗风格的复杂，气势的雄奇，创造精神的丰富，生命力量的充足，我们都要从这种地方来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