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原是《诗经》中的一种表现手法，后发展成一种富有文采、韵节、善于铺陈，兼有诗歌与散文特点的文体。汉赋是汉代的赋，赋产生于战国，战国末期荀子就有了《赋篇》，这应该算开山鼻祖，是赋的萌芽阶段。后面传说宋玉也有《高唐赋》《神女赋》，但很多人认为可能是后人的伪作。

一、汉赋的特点：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分骚赋、大赋和小赋。他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华丽的辞藻和夸张的手法铺陈写物；汉赋由于需要大量的修辞手法和对古籍的典故了如指掌，所以能写汉赋的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汉赋四大家指汉代以创作大赋出名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

西汉初年，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统治者们追求究奢极欲的物质享受，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一种基本上为统治服务的文学——汉赋。西汉时期，贾谊的《鵩鸟赋》问世了，体裁与楚辞十分接近，难以区分，所以称作“骚体赋”，陈阿娇“千金求得”的“相如赋”《长门赋》，也属于骚体赋，多用“兮”，但是开始大量使用四字句，类似骚体向汉大赋的转变。

后面，散体大赋出来了，这是汉赋的鼎盛时期。铺排夸饰、歌功颂德，炫耀田猎、园圃、京都、宫室为主，大量对偶排比。

再到东汉后期，抒情小赋象征着汉代辞赋的转变，特点是有抒情性。

骚体盛行是因为屈宋遗风，大赋盛行是因为汉武帝喜欢这一套，小赋盛行是因为文人抒发对政治的不满，始于张衡《归田赋》。

总体来说汉赋体制庞大，讲究铺陈，富有文采音韵节奏，形式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是韵文和散文的结合体，并往往含有讽劝的意味。

二、汉赋产生的社会原因有以下几点:

1、西汉盛世国家空前统一富强，为赋家提供了宣扬大汉声威的主题。2、京都的宫殿建筑富丽宏大，统治集团声色犬马的生活奢侈，成为赋家铺写的对象。3、统治者大量招致文士写作辞赋，歌颂大一统的繁荣气象，上倡下趋，遂成风气。

赋的鼻祖始见于荀子的《赋篇》，中经宋玉，盛行于汉代。汉之后，赋这一文体形式有了发展，六朝时称为“俳赋”，“骈赋”；唐宋时称为“律赋”，中唐之后，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赋逐渐散文化了，又称“文赋”。

宋玉是屈原之后楚国的著名词赋家，著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16篇赋。他虽说是追随屈原的，但作品的体制、风格和语言都和楚辞迥异，倒和汉赋非常相近，所以一直有人怀疑这些作品是否后人伪托。假如这些赋确系宋玉所作，那么，它作为赋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汉武帝一改前代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稳健作风，开始横越四海的伟业，在北方击退了为患多年的匈奴，东方平定了朝鲜，南方安抚了南越。辽阔的疆域不但拓宽了视野，也拓宽了心胸。此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是向外的，是占有的，用司马相如的话来说，就是“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汉大赋正是因此而盛极一时。

三、汉赋的发展：

1、汉赋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从高祖初年到武帝初年。当时的社会是“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从当时诸王纳士和著书的情况来看，西汉初年的文化思想还是比较活跃。汉初辞赋，是楚辞余绪，为汉赋发展的准备时期。汉初赋作多近乎屈原的骚体，重在抒发一种凄恻哀怨的情感，并使用“兮”的语气词，因而汉初的赋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屈原骚体的继承。不过，汉初骚体赋在形式上也开始趋向散文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显示了由骚体向汉大赋的过渡。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是追随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而在形式上与楚辞比较起来初有转变，但是不大。这时较有成就的作家是贾谊、淮南小山和枚乘等。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淮南小山有《招隐士》，枚乘有《七发》。

2、汉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约二百多年的时间。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最多，尤其武帝、宣帝时代，汉赋达到鼎盛。这个时期的赋作，内容大都描写汉帝国威振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饶，宫室园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的田猎、歌舞时的壮观场面等等。一方面夸耀国势和一时文物之盛，充满了自豪的感情；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挥霍享乐的行为流露出某些不满，进行委婉的劝谏和讽刺，所谓劝百而讽一。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的逞辞大赋（散体大赋），为汉赋的鼎盛时期，汉赋尤其是逞辞大赋的主要内容，是夸耀宫廷生活以供帝王欣赏。为了歌功颂德，夸耀版图之大、财富之盛、人力之雄厚，往往以炫耀行猎、苑囿、京都、宫室为主，极力夸张并以大量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以增加文章的气势和词采。主要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是《子赋虚》、《上林赋》；扬雄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等；班固有《两都赋》；张衡有《二京赋》。

3、东汉中叶以后，是汉赋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东汉后期的抒情小赋，汉代辞赋发展的转变时期。抒情小赋的特点有现实性；有抒情性；篇幅短小活泼； 语言趋向骈俪。这一时期汉赋从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上都开始有所转变，那就是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专以铺采摛文的散体大赋开始衰微，而反映社会黑暗、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这一转变，主要是因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张衡是这一转变开始的代表作家，其后有蔡邕、赵壹、祢衡等人。《归田赋》是张衡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赵壹《刺世疾邪赋》也很有名。

四、汉赋的分类及主要代表作品：

汉赋可分为骚体赋、大赋和小赋三类。

汉初的赋是从楚辞脱胎而来的，所以叫“骚体赋”。贾谊《吊屈原赋》的内容和风格都和楚辞相当接近，也用带“兮”字的语句，是骚体赋的代表作。汉代人词赋不分，把楚辞也叫作赋，一方面是文体分类不严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和骚体赋几乎难以同楚辞区别的事实有关。贾谊的另一篇作品《服鸟赋》，采用“予”和“服鸟”问答的形式，但服鸟在赋中不是被描写的对象，而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作者借其之口表达自己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因而也被认为是骚体赋。

标志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是枚乘的《七发》。文章铺排夸饰。多是歌功颂德，极写帝王贵族的声色犬马、游宴田猎之乐，山林宫殿京都之丽，表现出汉帝国统治的雄伟气魄。整篇作品不见抒情的语句，没有作者的喜怒哀乐。《七发》对汉大赋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完成了从骚体赋的主观抒情到大赋的客观描写的转变。骚体赋中带有诗歌性质的虚词、句末的语气词等都不再出现，赋已经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这种赋，后人称之为“大赋”，“新体赋”，是最为典型的汉赋。从汉初的骚体赋到枚乘创作《七发》，是汉赋的形成时期，时间大约是汉初到武帝即位初年的七十余年间。

从武帝到东汉中叶的二百多年间，是汉赋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大赋风靡文坛，成为文人创作的时尚。

武帝即位初，派人接枚乘进京。这时枚乘已经年迈，死在途中。后来，武帝又读到一片令他怦然心动的大赋《子虚赋》，热切地把这篇赋的作者召进帝京，这就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著有大小赋共29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和《长门赋》六篇。其中，创作于景帝时的《子虚赋》和他见到武帝后创作的《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在这两个可以作为姊妹篇来读的作品中，汉大赋的特点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作者把诸侯王以及天子的游猎场所和游猎活动大大地铺叙了一番，显现出大一统王朝的雄厚实力和赫赫声威。对客观事物作如此详尽而夸张的描写，人称“铺张扬厉”，是汉大赋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在枚乘的《七发》中已露端倪，至此则臻登峰造极之境。

从枚乘开始，写赋的目的就不再是主观抒情，而是为了讽谏，也就是向帝王贵族说一些规劝、开导的话。《子虚赋》批评了“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但是，从大赋的实际情况来说，作者所注重的往往是在铺叙上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总是描写多而劝谏少。讽谏一般都只是在篇末提一下，而大量的笔墨却用于铺陈渲染。

汉大赋总是声称要对帝王贵族政治上的缺失和生活上的奢靡进行讽谏，但却又总是浓墨重彩地、实际上还是颇带称颂性地描写京都、宫苑的富丽豪华，描写帝王贵族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的生活。有人把大赋的这一特点称为“劝百讽一”。也就是说，它由于铺陈渲染而造成的倡导意义，要大大高于讽谏的意义。它是大一统帝国鼎盛时期应运而生的产物。

出于铺叙的需要，大赋在语言上的特点是词藻富丽。司马相如和他的后继者扬雄都是知识渊博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他们的赋作中词汇丰富，表现力强。虽说有些是僻字，难免有艰深堆砌之嫌，但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繁博瑰奇，文采斑斓。

扬雄是西汉成帝时的大赋家，以《甘泉赋》《羽猎赋》《河东赋》《长扬赋》四篇为代表作。扬雄作文性好模仿，早年有服膺司马相如，所以他的赋明显地受到《子虚赋》和《上林赋》的影响，只是加强了伦理说教成分。

汉成帝曾去甘泉宫郊游，扬雄一同跟随。回来后，扬雄写了这篇《甘泉赋》，意在讽谏成帝的郊游之举。但他通篇铺排甘泉宫的雄伟壮丽，怎么能起到讽谏的效果呢？这就叫做——劝百讽一。

汉大赋的主要作品还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保持着铺张扬厉、劝百讽一和词藻富丽的特点。结构上也保持着对答形式。

东汉中叶以后，汉赋进入了衰微时期。这里主要是指汉大赋，它随着汉室的鼎盛而鼎盛，也随着汉室的衰微而衰微。张衡的《二京赋》是汉代大赋的绝响，写的是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有模仿班固《两都赋》，但内容有所拓展，除了描写田猎、宫室，还描写了市井百态，篇幅远超班固。

汉赋中另有一种篇幅短小、文词清丽、不用问答体的赋，人称小赋。汉代大赋家司马相如、扬雄等都写过这种赋。但武帝到东汉中叶的二百年间，铺张扬厉的大赋在文坛上占了绝对优势，直至东汉中叶，大赋逐渐呈现衰微之状，小赋才有了取而代之的势头。标志着这种转变的是张衡的《归田赋》。

张衡是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文学家。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官居要位的张恒为了躲避宦官的谗言陷害，上疏请求免官回乡。其时，他创作了《归田赋》。这个作品一扫大赋的铺陈旧习，以平丽的文词叙说归田的原因，描写自己想象中的归途的快乐和归田后的隐居生活。创作目的再度回归到个人感情的抒发。

张衡之后，小赋的创作日渐繁盛。著名的作品有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这些作品或纪行抒怀，或讥讽时事，或托物言志，都带有比较浓厚的主观色彩，篇幅也不很长，意味着宏篇巨制、铺张扬厉的大赋随着一个兴旺发达的大一统王朝的没落而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五、汉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汉代经学经过了长达四百年的发展后，终于以政治的衰落、自身的僵化和繁文缛节走向了衰亡。政治的腐败使得文人很难再以“通经入仕”的方式进入上层社会，黑暗的政治让更多的文人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世人，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开始走向了文学自觉。

汉王朝覆灭、经学衰亡，中国在朝代变迁中迎来了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多文化、多思想、有着别样光芒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文学从经学的藩篱中逃离了出来，回归到了文学本体，文学自觉时代到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仍然占据着主流文坛，经抒情小赋后的衍化，有着诗歌色彩的骈赋登上了历史舞台，赋中的语句俨然都是诗中的诗句，诗与赋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脱离了经学这一意识形态，文学自觉使得文学创作时更贴近于生活、更能表达真实情感、更会引起共鸣。

1、汉赋的铺陈手法对各体文学都有影响。比如辞，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除了直接抒情的句子，基本上都在铺陈归园田居的快乐；骈文，王勃《滕王阁序》，铺陈了滕王阁风景的秀美；诗歌，李白《蜀道难》分三个角度铺陈蜀道之险；宋词元曲皆用铺陈，比如柳永的《望海潮》上片铺陈杭州的“繁华”，下片铺陈西湖的“清嘉”；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几乎每个曲子都用了铺陈。

2、汉赋文体演化推动格律诗过程。除了汉末兴起的抒情小赋外，汉赋以外的如五言诗一类的其他文体形式逐渐走入了文人的创作中心，更多的抒情文学逐渐复苏，自《诗经》、《楚辞》之后的纯诗学开始崛起，最典型的代表要属《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实质上是汉末抒情诗的代表，它与《诗经》、《楚辞》的言情不大相同，它的言情带有浓郁的汉末色彩，很多诗篇中表达了世事无常的生命慨叹，这与经学的衰落有着不可避免的关联。

此时的文人尚未意识到也并未提出“文学自觉”这样的说法，但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开始关注个人命运、感叹生命无常，这是逐渐摆脱经学束缚后的写作题材上的转变，亦是文学风格的一种进步。

3、汉赋由政治服务改为生活服务

文学不再为某一类特定的人服务，文人人格渐趋独立、文学创作更加自由，他们在汉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现实中感知的思绪及生活情趣，形成了骈体赋，这可以说是赋体文学摆脱了经学桎梏后的新气象。

在历史车轮前进的道路上，唐宋乃至明清，赋体文学都在创新中发展着，赋体文学由汉代的“大”到魏晋的“骈”直至唐宋以后的“律”，审美特征更加的明显、抒情色彩愈加的浓厚。脱离了经学走向文学自觉的汉赋以不同的形式填充着不同朝代的文学，虽不再有汉朝一代文学的地位，但也如星光点点般熠熠生辉。

4、过分讽刺引惹后世文人争议

最初对汉赋持强烈否定态度的当属汉代赋作家扬雄。扬雄的一生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早期的他致力于汉大赋的研究和创作中，摹拟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的作品，对汉赋推崇之至；晚年意识到汉赋无法改变其自身现状，对于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不能接受，认识到汉赋不能起到劝谏君王的效果。因此，断然走上了批评汉赋的道路。

无论是对汉赋的讽谏功能持有贬义还是对其保有肯定，不可否认地，讽谏的特征都是历代文人对汉赋研究的重中之重。对于汉赋的研究要客观，要站在历史之外、理解历史之中，联系当时政治，品评时代文化与文学，在看到汉赋对文学史的贡献时，同样地包容它的弊端和局限，汉赋也有时代赋予它的不足和缺陷。

总结：

汉代四百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极为华美的时代，是走向统一、昌盛的时代。回首看汉代的汉赋，不同时期的政治形态造就了不同文体风格的汉赋，古今中外的文人学者对汉赋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我们发现在封建统治时期，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学，都与政治息息相关，思想为政治服务，文学同样地离不开政权的支持。我们对于汉赋的研究，能做到的就是将汉赋置于汉代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欣赏汉赋的美并发现它的不足，客观地去解读和评价汉赋，去深入的剖析汉赋的发展于后世的文学究竟有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