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链“啪”地一声断开了,红色的玛瑙珠子像泪珠一样止不住地掉下去,噼里啪啦。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没了一大半,仅剩的十来颗还在搭手腕上,摇摇欲坠。我赶紧用另一只手接住,但已无济于事,珠子从我的脚下向四面八方逃窜,跳着跳着,就铺满了整个网球场。
那是2022年1月7日12点40分。半小时后,妈妈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姥姥走了。
我想,或许是姥姥在弥留之际想见我最后一面,所以飘到上海来,像小时候那样拉着我的手,不愿意放开,可她又不得已被另一股力量拉扯,这才不小心扯断了我的手链。只是我太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姥姥是想来上海看看的。
年轻时的姥姥,交过一个上海朋友,同在青海插队。“上海人穿衣打扮就是跟咱不一样,”说这话的时候,姥姥的眼睛专注地看着前方,看电影一样的。她常常回忆青海的往事。我想,青海那几年,大概是姥姥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姥姥小的时候,家里姐妹众多,但她还是有幸念过小学,到现在还能写一手好字。后来遇到了在东北当兵的姥爷,就跟着他离开了东北。年轻的姥姥是个身材高大的东北姑娘,跟着同样意气风发的姥爷来到了大西北。她自豪地告诉我,自己当年积极参加劳动,卖过衣服、卖过冰棍,每一分钱都是自己劳动所得。物质匮乏的时代,除了工作,从纺线到织毛衣,从养鸡到煮饭,姥姥什么都会做。后来时局动荡,姥爷在单位常常遭到不公待遇,甚至有人追到家里来。姥姥就让姥爷躲起来,然后自己去挡走那些找麻烦的人。
即便经历过动乱,姥姥还是常说,青海好,人朴实。后来回到陕西,反而觉得人心不蛊。从青海到陕西,三个儿女成家立业。直到我出生前的那一年,姥爷走了。算下来,姥姥已经一个人生活了三十二年。
小时候,我和姥姥一起住在郊区。我们搬来小板凳,坐在盛满阳光的院子里,吹泡泡,画粉笔画,绕毛线团,看姥姥织毛衣、用花布给我和姐姐做小裙子。姥姥有一台老式缝纫机,我常看到姥姥坐在那里,脚踩着踏板,嗒嗒嗒地摆弄着一堆花布。我就从裁下来的边角料里挑几块喜欢的,带回家,笨拙地拿起针线,给芭比娃娃做衣服。姥姥眼睛不好,每次穿针都要找我帮忙。大概是小小年纪的我,觉得自己居然可以帮到大人,所以我到现在都很喜欢穿针。
只是上了年纪后,眼睛成了她的大麻烦。在我出国前,姥姥坚持要给我做几双鞋垫,知道我不喜欢太花哨的,专门选了一些素色的布料。我不知道那几双鞋垫花费了她多大的力气,但那是姥姥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东西了。几年前的一次回国,当时姥姥得了白内障,可还是想要做些针线活,懊恼自己眼睛看不清,穿不了针。于是我一口气帮她穿了好几根,一半白线,一半黑线。我说,这些都放在抽屉里备用,平时补个袜子什么的肯定够啦。姥姥特别开心,说:“还是我孙女好。”
姥姥的厨艺也是一流的。小时候总盼着端午节,因为能吃到姥姥包的粽子。粽叶折成一个锥形,先塞一颗红枣进去,堵住下面的缝隙,再用糯米填满,然后把粽叶压下来,沿着立方体的四个面缠绕,最后再用一根细绳系起来。上锅蒸熟,粽叶香混合着米香,就是姥姥厨房里最难忘的味道。长大后,端午节的粽子,腊八节的腊八粥,还有家乡的亲人,都成了远在天边的牵挂。每年端午节,姥姥还是会包粽子,做好了就帮我冷冻起来,说等我回国了再吃。
后来啊,姥姥变得有点糊涂了,不记得早上有没有吃药,不记得中午吃了什么饭,但是却记得很久远的事情,记得青海、在东北的事。只要我去看她,就高兴地拉着我讲个不停。近的事呢,她也记得我现在回国啦,在上海工作了,说上海好,她有过一个上海的朋友。
生死面前,人太弱小,弱小到没有权利说不。
或许姥姥本就在盼着这一天呢,毕竟三十二年了,她终于可以和姥爷相聚了。她有太多的故事,开心的,痛苦的,感动的。这三十二年来,姥爷错过的一切,她终于可以去讲给他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