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粗糙的手掌裹着我的小手，将一把粗陶小壶稳稳的按在红泥炉上，水声由浅吟渐至滚沸的喧响。蒸汽氤氲中，父亲低沉的声音似远似近；‘茶道如世道，水滚了要稳，火候到了要准。’我懵懂的地仰头看着他，只觉那掌心如炉火--那是我五岁那年，在温州乡下自己的小院里，父亲为我人生沏下第一道茶。自那时起，茶香便如宿命般浸透了我的生命的每一道纹理。
我的童年，是浸泡在蜜糖里的。我是家中的独子，上面有个姐姐，父母与姐姐的疼爱，层层叠叠，将我围得密不透风。父亲在镇上供销社，母亲在村小教书，家境虽清贫，但父母眉稍眼角的暖意，总能驱散物质匮乏的冷硬。家中有了稀罕的吃食，姐姐总是先推到我面前；‘弟，你吃，姐不爱这个’。--分明我见过她悄悄咽下口水，那眼神里的光芒，比推过来的点心更甜。父母便是如此，他们的目光里似乎永远只有我，仿佛我便是他们倾注全部希望的星辰。我小小年纪便了然于心；这份沉甸甸的爱，是我一生要稳稳托住的暖壶。
八十年代的惊雷炸开了冰封的湖面。1984年，改革开放的的春风终于吹到了我们浙南小城。供销社铁饭碗的安稳，在我的心中再也掀不起波澜。父亲那间小小的供销社柜台，在时代洪流面前显得逼仄又暗淡。
一个念头在我的胸腔里日夜冲撞；下海。像一条大鱼一样，游进那正在汹涌翻腾的蓝色大海。几番煎熬，终于在一个深夜，我向父亲摊牌。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父亲沉默良久，烟锅明明灭灭，最终只重重磕了磕鞋底；‘去吧，路走正了，不愁茶凉。’父亲没有阻拦，只有信任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头。母亲默默塞给我一卷用手帕包好的，尚带体温的粮票，那是她一点一滴攒下来的全部底气。
揣着全家人的希望，我扎进了商海。起初，不过是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贩卖些针头线脑，日用杂货。风吹日晒，尘土满面，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轮子，碾过泥泞的村道，也碾过最初的生涩与狼狈。后来，攒下一点微薄的本钱，我在县城租了个巴掌大的门脸，挂起了招牌。彼时国家政策鼓励个体私营经济，我嗅到了服装批发的商机。风尘仆仆的南下广州，挤在汗味弥漫的绿皮车厢里，啃着干硬的馒头，只为把最新潮的‘广货’背回县城。每一次往返，就像一场赌博，每一次归来，都像一次新生。
就在生意渐入佳境时，一个巨大的诱惑挟着阴风扑面而来，那是1987年，温州假酒案发不久，整个市场人心惶惶，一个自称掌握‘特殊渠道’的人找上门，压低声音向我兜售一批‘高利润’白酒。那价格低得令人心惊肉跳，利润丰厚到足以瞬间改变我的阶层。巨大的诱惑像一条冰冷滑腻的蛇，缠绕住我的脖颈，令人窒息。我把自己关在逼仄的库房里，对着那瓶酒枯坐一夜。酒瓶在黄昏的等光下泛着冷光，瓶身上模糊的标签，如同人身上难以擦除的污渍。这瓶酒，喝下的是暴力之鸠毒，还是推开这扇通向深渊的门，门外传来妻子们压低声音的交谈和锅碗的轻响。--那是尘世的烟火，我绝不能背弃的岸。
指尖触到冰凉的瓶身，寒意直透心底。就在几乎要被这冰封吞噬之际，库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微光漏了进来。是发妻阿娟，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身后跟着孩子关切的目光。阿娟将碗放在桌上，没看那瓶酒，只轻声的说；吃口热的吧，心稳了，路才不歪。那碗朴素的面，那几句简单的话，像一壶滚烫的醒酒汤，瞬间浇醒了我。我猛地推开那瓶酒，彷佛甩掉一块烧红的烙铁。第二天一早，我亲自去了工商所，举报了那条‘毒蛇’。后来才知道，那批酒，正是致热 死命的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冷汗瞬间浸透我的后背。是她们，在深渊的边缘拉住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