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什么时代的社会，都有一把无形的枷锁，貌似空空荡荡的，却套着每个混混沌沌的人，难以遁形。还不具备熙熙攘攘去追逐利益的资格，孩子们已经懵懵懂懂于弱肉强食的铁律，争先恐后的竞争。所求的，是空空洞洞的名。    你追我赶，其实都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追赶，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于是填充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最初获得的职务，那个“名”，代表着的是荣誉，是肯定，是激励，是趾高气昂的骄傲。    在我的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迎来了属于我的骄傲。当我稳稳获得职务的任命，已经完全无法克制我的喜悦，憋不住笑容满面，欢天喜地的跑回家，耐心的等待每一位亲人，喜滋滋的要将幸福传递。    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我的祈祷感天动地，很少来家里的姐姐和姐夫那天中午居然意外的回家来探望父母，我的喜悦面积得以扩大。    那时候，由于和姐姐姐夫的年龄相差太大，姐夫的军人性格又比较内向，我几乎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姐夫的亲近。平日里，以“小仔”独有的尊宠，我一直保持着足够的矜持。被快乐的心情冲昏了头脑，那天我居然很主动的迎上去，将手去搭姐夫的大手。姐夫显然被我反常的唐突折磨得很不自在，又不得不抡开架势，手变成了足以支撑我的单杆，任凭我跳跃。    “我当上班干部了”。我得意的告诉我姐，一副光宗耀祖的气势。眼睛的余光斜斜探射出去，兼顾着姐夫的反应。    姐夫很本能的将眼光从我古怪的脸部表情移开，落在我的手臂上，寻找作为班干部的信物。那年节，班干部都是有佩戴者白底红杆的一个正方形的标志，三个杆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大义凛然的高级干部了。    可是我臂上没有杆。    姐夫的表情开始疑惑。    我不得不作出解释。    上午老师说了，我当上了“路队长”。可能会有一条杆，还没发。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点底气不足的感觉，似乎有种被欺骗的预兆。那时没有读过西游记，现在想来，比喻为孙悟空被任命为弼马温的境遇何其相似。    姐夫随后爽朗的笑声彻底撕裂了他与小舅子刚刚建立的友谊，在我心头形成了一道永难平复的创伤。作为成人，耻笑一个幼年的真挚的孩童，尤其是在他激情勃发时刻的兜头冷水，是不能接受的残酷。注意到我情绪的变化，姐夫的笑容转为尴尬。说了些勉励，信任。可是当齐天大圣察觉到端疑，哪里能兴高采烈地看马。    小时候的心理，变化无常。这分钟可以哭闹，下秒可以狂笑。这个道理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    那时候，觉得长大的路还有很长。成年后，觉得快乐无忧的日子太短。其实，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精彩，回望过去时的欢乐，无非是因为我们容易忘却悲伤。     不快乐的插曲并没有击败强大的内心，很快的抛却了思考，我投入了就职后忠诚的服务。

所谓路队长，如今的百度给出的一个答案，其最后一段话让我幡然醒悟。

路队长就是每天放学以后要带队离开校园，路队长站在队首带领大家，并且要举着一面写了班级的旗子。可是路队长并非出自竞选，后来才知道这个职务既无权力又没利益还没名声，以至于我幡然醒悟在填各种履历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提及这样一段经历。    那时放学，并没有手举旗帜的豪华。各班的同学们在老师口哨的指引下，排成纵列依次走出校门。我只是站在本班级队伍的前列，每天行进在这条固定的小路。

虽然狭小，这是我记忆里最熟悉的道路。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温暖的路，甚至在梦里都会反复出现。 

自70年代到21世纪，也就是从我有切实的记忆到羽翼丰满到可以四海飘零，我的家就一直坐落在千年宋城赣州的一个小巷，静静的停泊在弯弯延延的小路边。  起初，这条小路尽是黄土，我们一众顽童在这片土地上刻画出疆界，用弹珠发起攻势。就是腼腆的女孩，也蜷缩在墙根建立了“跳房子”的根据地。  那时候，季节总是很准确的到来，泾渭分明。雨季到来的时候，连绵多日的细雨不依不饶的要将大地浇透。于是小路变成一片猩红的色彩绕着坚强的石块流淌，孩子们望穿秋水的盼望着雨季结束，惦记尚未了结的恩怨，嗟叹荒废了辛苦占据的地盘。天晴后，雨水的冲刷留个小路满身创伤，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仿似岁月留下了不规则的年轮。当大人们不再有耐心用各种石块砖头去填补路面，最简单实用且朴素的方法就是用鹅卵石铺满了路面。成千上万的鹅卵石就在江边担来，各家各户的铁锤铁锹轮番上阵，不几天，远远望去，一片整齐的褐黄色掩盖了小路脆弱身体密布着千疮百孔。大人们互相慰问着谦虚推让，拍手称庆大功告成。即使雨天，大人们都能让自己的鞋履在进入家门是保持起码的干净。那年节，干净的标准远远低于如今，即使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明传承的古城，谁家若是需要脱鞋进入不免让人匪夷所思。

难料孩子们天生就不爱整洁，这难得的净爽于是好景不长。

既然身为顽童，在那样一个娱乐匮乏的年代，我们不能容忍快乐被剥夺，小伙伴们就应该拿出本色来捍卫自己的领地，趁着月黑风高，扫除路上的石头。各家各户的螺丝刀、钎子、凿子甚至洋镐依次登场，不过还是徒手取石更觉荣耀。愚公既可移山，顽童岂难平路。尤其鹅卵石慢慢开始兼具玩具甚至是奖品的功能，自然就演变成为路面的点缀，稀稀落落，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成人，回想起来儿时的胡闹，有时不免嘴角流露微笑。童年无需承担责任的肆无忌惮是美妙的，除了父亲的板子，毫无禁忌。

不过，我不同意人们为了粉饰艰辛，用童年快乐来对比成年的烦恼。成年有成年的纠结，童年更有童年的痛。

殊不知，童年里所谓的无拘无束其实是有严格界限的，很多莫名其妙的制约全无出处却信手拈来，且不容申辩。设身处地的权衡似乎童年里的烦恼委屈更是难以开解，哪里有幸享受成年后可以对酒当歌的解愁。唯一最大的区别是，童年的愁绪跨度不长。  大人眼里残破的小路，除了换算成各种责备殴打之外，恼羞成怒的大人们痛下决心，用我们一时无法摧毁的水泥再次夺回了那片土地。我们唯一能趁着水泥未干的时候，带着复仇的快感，偷偷的在上面深深浅浅的留下几个童年的脚印，相顾无语，垂头丧气。流着鼻涕的邻家小妹，用五彩的粉笔，断断续续的皮筋，无情的瓜分了我们的领地。  沮丧的时间很短，陀螺和铁环成为了我家门前小路上的主旋律，阻挡着大人们上下班的步伐，延续着我童年的欢乐。  那时年，家家户户都以一拳粗细的柴为主要燃料。而这物件也是做陀螺的主材。我常常偷偷摸摸的潜入柴房，举着手电，瞪圆了眼，挑选到直径合适的木柴，掖在裤管里奔出家去，和野孩子们用藏在墙缝里宝贝般的锯片切割，削尖，打磨，装上颗铁珠，陀螺就做好了。我一直不明白当时铁珠的来路，更纳闷其安装到木头里且不脱落的精密技巧。  每天近黄昏的时候，各式各样的鞭子扬起来，陀螺飞旋，清脆的辟辟声夹杂各种或急促或欢快或悲凉或尖锐的童声此起彼伏。各家的孩子们端着碗就聚集起来。  我童年最大的快乐或许就在这个时刻，这本来该是个秘密。  吃饭了，小朋友们都喜欢走到那条小路，蹲着，站着，靠着墙歪歪的倚着，用眼神和筷子互相交流碗里稀薄的菜。母亲是个非常好强的人，既知道不能阻止我端着碗去观战，于是努力做出来花样繁多的小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馋坏了多少与我交恶的孩子，又多大的满足了一个孩子最初的“尊严”。  那时的我，每天流连在这条我职责所在的小路上，带着鸡肋版的荣耀。等着蜿蜒的曲折中院落升起炊烟，等着大人们的呼喊，再往墙根草缝瓦檐里收藏好宝贝，依依不舍的抚摸墙边的青苔，带着成年人无法复制的跳跃，哼着不着调的小曲，轻快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