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朋友，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无法开怀大笑？

在欢乐的人群中，除了需要我说话，必须我参加的项目之外，我往往不知道该做什么，往往表现得郁郁寡欢。

在别人欢快起舞的时候，在他们乐而忘形的时候，唯有我是清醒的。即使有别人过来拉我狂欢，拉我狂跳，我要么是挣脱开来，要么随着跳几下，欢几下，然后悄悄回到场地边缘，做一些简单的动作，看着欢乐的人群，略微有些不知所措。

我不喜欢去歌厅唱歌，即使去了，也不愿意唱，只愿意看着别人挑选、演唱，而我会鼓掌，也许会随着歌唱的人一起哼唱，或者歇斯底里地吼几嗓子，但自己决不愿意自己去唱。其实，我平时挺喜欢听歌的。

即使是出去玩，一个人的时候，喜欢东看看西瞅瞅，没有与人交流的欲望，脑子里时而不时地闪过一些虚无缥缈的想法片段。即使是与一群人游玩，也不愿意与其他人交流，愿意独处。一起出差住酒店，不愿意主动去找同伴聊天，不愿意参与别人的活动，更愿意自己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或者一个人自己出去走一走，当然，最好不要遇见熟人。

即使遇到最快乐的事情，也很少有开怀大笑的时候。心底里时常冒出的一句话是朱自清《荷塘月色》结尾的一句话，“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也倒不是悲伤，也不是不快乐，只是要么是平静，要么有些淡淡的忧伤。只是，我不知道，我这种悲伤从何而来。

我该试着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看看自己是怎样一路走来，又是怎样在自己的心灵中种下一个个的种子，最后长成了现在的模样。探求、发现、面对最真实的那个自己，试着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欣然与自在。

二

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记事的，记得很小的时候，没到下雪，就有人早早拿着扫帚过来约爷爷，说要出去扫雪。一直到很晚才回来，自己家里的雪都是其他人在扫。读小学的时候，会偶尔被闹别扭的同学喊“地主羔子”。

我好像还记得，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在没有“运动”的时候，我一直都是班里的班长，而一来运动，我的班长就会被拿掉，换成了别人。记得有一次，选举班长或者三好学生，我又被选上了，几个想当班干部没有得逞的同学，放学后远远地在我后面，时而不时地喊一声地主羔子，我一回头，他们就仰起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后来就隐约知道了，爷爷的成分是“富农”，来找我爷爷一起去扫雪的老人，成分更差，是“地主”，“地富反坏右”，说的就是我爷爷这样的人。在课本中，地主富农都是那么可恨的人，可是我爷爷和那个地主，对人那么好，对我也那么好，怎么看也不像坏人。可能这也是我从小就对所谓“坏人”能够客观看的原因吧，当然，其中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同情”的成分。

三

小时候，能够记起来有一段时间是很调皮的。经常与小伙伴们跑到这里跑到哪里，尤其是大人们集中在为麦子脱粒的“打麦场”的干活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场景，在从家通往打麦场的路上，有一户人家的大门口，坐着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浑身瘦得只剩下皮包骨，永远穿着黑色的衣服，平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但有时候在我们从他身边跑过的时候，他恶狠狠地瞪着眼冒出一句：“皮厚！”现在想来，可能是这两个字，但发音又有些像“皮猴”的感觉，大致是“太皮了，招人厌烦”的意思吧。

老头说完这两个字，然后扭过头去，闭上眼睛，一副厌恶的模样。每次看见他这个样子，都让人不寒而栗。以至于再经过那里的时候，都要蹑手蹑脚，小心翼翼。而这时，他会偶尔猛然睁开眼睛，将目光一下子直射过来，让人感觉被鬼盯上了一般，浑身僵硬，各种情绪全无，老半天缓不过劲来。

四

不知道是不是受爷爷成分是富农的影响，读小学时，个别老师对我的态度相当不友好。我读小学是村里的小学，老师也都是村里的邻居。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因为与一个同学很小的冲突，被同学告到某老师那里，我的脑袋被老师敲了好几杆子。老师用的教杆，是用白蜡条做的，敲在脑袋上，一下子就是一溜疙瘩。这大概是我被老师体罚的唯一一次，但已经足够给我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至今我还能够清晰地记起那位老师狰狞的面孔。

幸运的是，其他老师对我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到了初中，有一位语文老师、一位政治老师，还有一位地理老师都对我特别好。一方面是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表现也相当不错，所以初中三年，我也一直是班长。他们对我的态度，我觉得都到了溺爱的程度，即使小有调皮，比如背政治题目跑到学校的大树上，老师发现了后，不但没批评，反倒提醒我要注意安全。甚至有一次我翻越窗户进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发现了，竟然没说什么，反倒打开房门让我从门里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