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的某一天，突然看到一篇微信推文，是一本书的再版消息。突然就想起了当年漫无目的地逛书店时，被正中央新书展区的这本书吸引住脚步的情景。照片上的女孩是一个初中生所能想象的文艺少女的模样，书里的文字也是一个初中女生所恰好沉迷的繁复细腻的风格。除却妈妈一直购置的各种名著之外，这算是我独自决定购入的第一本上架建议为“青春文学”的书。买回家以后妈妈的一番问话我至今还记得。
“这本书是一个十几岁的女生写的散文。”（展示了一下作者照片）
“这么年轻！能写出什么深刻的散文？”
“她上初中时得了绝症，前几年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去世的。”
“这样啊……如果是得了绝症，那大概确实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感悟了。”
那年的我觉得妈妈的评判过于鲁莽而武断，但此次回家重新翻出这本书来读时，慢慢地竟也有了不同于当年满心崇拜的另一种感觉。出于对逝者的尊敬，我不能点明具体信息，只是想说很奇妙的是，这些年来这本书依旧以“绝症”为宣传关键词，而当我在豆瓣看书评时，出现的可谓两极分化的评论，围绕的竟不外乎是当年我和妈妈的两种立场。我不得不承认，作为少女独语的博客散文的纸质化，这样厚的一本书如若没有相当的耐心是难以卒读的（而我至今也还没完全看完），但当年沉浸在花样少女与世事无常的悲剧冲击中的我，迷恋着这种清丽剔透的絮语文风也是真的。但这其中的变化竟不能简单地用“长大了”来解释。
我想如果我有感而发的讨论是基于这本书延展开去的一种现象，而非这位少女及其文字本身，那么她的在天之灵、她的亲朋好友以及她的读者们，或许也能够谅解吧？毕竟这本书对童年的我影响确实很深，作者所就读的中文系，后来也成了我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福至心灵的一种潜意识冲动，而她从高中到大学都延续着的这种伤感文笔，也一度是我想模仿的对象。后来妈妈翻看我大一一年写的百篇作文时，跟我说：“怎么写了一年还没什么长进？你文字里的视野太狭隘了。”我当时很不解，因为我在琢磨这句话背后可能隐含的“无病呻吟”之含义，是否真的符合我的情况。那时我的内心在呼喊：可是你看，曾经有这样一个中文系的女生，写了这样的文字，被她课上的教授夸赞了，她的散文结集出版了，教授还给她写了序，为什么她可以，我就不可以……
现在我大概明白，简单地将出版行业中流通的这些商品的内容奉为圭臬，是多么不聪明的一件事，如果当年我看的书足够多，或许就能够明白个中奥义。现在我还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无病呻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凭什么他人可以决定写下这些文字的作者到底有没有“病痛”？如果除去那本书含有“死亡”意味的副标题，单纯就其文字来看，是否也有可能会陷入和我所遭受的批评一样的困境？而又为什么，一旦“知人论世”以后，作者就可以免去这一层批评，可以在读者穿梭于文本内外的探索解密过程中拥有表达“疼痛”“哀伤”“个人情绪”的资格？在这一问题上，“抒情”所遭受的质疑将远大于“叙事”。可以作为另一例证的是熊顿的漫画《滚蛋吧！肿瘤君》，或许图像的直观与抒情的隐退能够让记录本身显得更为客观而耐读。
同时我又想到更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假若书本开头没有配上这若干幅照片，是否会让这本书的影响力打折扣？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否在某种前置视角中已经定义了生命的价值序列？如若一个并不多才多艺也并不美丽的女孩在一个并无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悄然离去，她是否能够再度引起同样的共鸣？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火车司机困境”，还想起了近来越发流行的以讲故事水平决定结果的求助或披露，似乎悲剧的重量有轻重，悲剧的质量有高低，人类的审美和感性都会陷入疲劳，而这又会让真正平凡的人怎样沉重地陷入自卑与焦虑！
高中时我看过几部校园题材的小说，故事写得相当精彩，而今也大都已经影视化，但当时最令我向往的还是写作者的身份和履历，那样闪闪发光的背景让整个故事的合理性有了更强的说服力。高考的那一年我在日记里写道：“我也有故事。但我能否拥有讲故事的资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人愿意听，因为横向的资源交换或纵向的流量积累势必会影响每一个想法落于纸上之后的命运。昨晚看一个歌唱比赛，一个新生音乐人哼唱了一曲原创，然后兴致勃勃地跟评委解释说歌中的点睛之笔是怎样的灵感来源，又有怎样的深意。评委温和而又认真地回应道：“但当你试图向别人解释你在写什么时，你就输了。”可这话对于一个小众歌手而言又是多么残忍，如果这就是她想说的话、想谱的曲，她要如何摈弃这样一个喃喃低语的自己才能呈现出更易于被接受的外包装？如果繁复而琐碎的絮语就是一个少女的真实感悟，它又为什么必须在“死亡”的背景下才能显得更加夺目？
后来我想，我不能再试图从这本书里延展出过多的内涵了。它就是一位母亲为了让已经离世的女儿的文学生命得以延续所做出的努力，来自周围人的评判也必然会受到感情的影响，文学在这一刻终究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而去亲近这样真实的芸芸众生。作为一个从未处于同一时空的遥远的读者，我以过分的理性去剖析这一本书实在是残忍，因这种审视的姿态也隐含着我那伤春悲秋、絮絮低语的岁月已然消解在繁重而冷静的学术框架之外的怀念与无奈，我要重拾这种文风已是不可能。但我仍然十分确信的是，就算我不知道苏轼和曹雪芹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定风波》和《红楼梦》依然会是不朽之作，总有一种真正的锋芒，可以透过纸面直抵人心，而这不需要任何“前史”的铺垫或宣传。
我想我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还是应该相信那样一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