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畔》（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写一个发生在“护士、植物人和医生之间的奇特爱情故事。”

刚毕业的护士万红被分配给英雄张谷雨作特护，张为了救战友受伤，并在医学上被“定义”为植物人。英雄经历了中国式的追捧和遗忘，而护士万红却一直在守候，并试图证明张谷雨不是“植物人”。

张谷雨1976年成昆铁路建设中一位连长为救战士负伤，成为植物人。护士万红以优异成绩被选为英雄的专职护士，一当几十年。

在教堂改成的医院里，领导和医护都把护理英雄当作光荣，后来又当作医院存在下去的资本，其实心里早就宣判了他的死刑。

万红一见张谷雨就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别人不能理解的神奇的默契和交流，她一直观察研究张谷雨的病情，坚信他有康复的可能。

万红漂亮，有很多的追求者，军区一把刀吴医生，痴心等她十年，和她一起寻找张谷雨不只像植物一样存在的证据，然而他此生只能在心中珍藏万红的身影；大校记者追求她，帮着她到处呼吁改善张谷雨的处境，把新闻报到了全国，万红“普通天使”的称号享誉全国，而万红依然一直守护在张谷雨身边……时代变幻，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只有护士万红的信念与坚守成为绝唱。

在《床畔》的故事推进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就是：虽然英雄张谷雨被医学宣判为“植物人”，但护士万红却一心想要证明张谷雨不是“植物人”，“迟早我们会拿出证据来”。

为此她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比如求助于吴医生，比如求助于陈记者，比如寄希望于张谷雨的儿子，凡此种种。在万红不断发现张谷雨不是植物人的证据和众人并不相信万红的证据的纠缠中，小说故事不断向前推进。为了这个被渐渐遗忘的英雄，她放弃爱情与正常的生活，成为“最后一个嬷嬷”。

单从故事而言，《床畔》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繁杂的出场人物，也没有宏观的历史背景，故事的主体发生在万红和张谷雨之间，而且张谷雨还是一个医学上的“植物人”。

小说并不显得平淡，这恐怕就要归功于作者严歌苓的细节能力。做一个通俗些的比喻，《床畔》这部小说，因为人物简单，空间狭窄，严歌苓就只能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必须在细节上做足功夫。

小说中的细节表现，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张谷雨细微神情的捕捉，没有这种细节的能力，护士万红发现他不是植物人的证据就无从谈起，小说故事也就无法推进；二是万红心理的细致展现，包括她对张谷雨情感上的逐步变化。小说在万红心理细节的把握上，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比如，当在病房中吴医生向万红表白爱情，并拥抱她时，虽然她觉得“拥抱竟是这样美好”，“随着亲吻而喘出的爱你嫁给我好吗等字眼竟是这样的熏心”，但是，“她突然瞥见张谷雨的变化。他在毯子外的那只右手不知什么时候握成了一个拳头：具有自控的力量，亦具有出击的力量。

她还看出那身体在一层毯子下紧张起来，与他的面部神色，以及那拳头构成了一份完整表白。那表白明明是被压抑得很深的痛苦，以及被困在身体里的打斗。”

张谷雨作为医学上的“植物人”，各种表情或细微的动作应该都是无意识的行为，因此万红看到的情绪反应，更多是她心理活动的映射，是她心理细节的展现，是心理活动的外化。也正因为小说突出的细节描摹，小说故事非常丰盈，有很强的吸引力。

对于《床畔》的主题，严歌苓说“这是一部象征主义的小说”，“万红太了不起了，她一直守护在张谷雨身边，最后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只有万红的信念与坚守成为绝唱，这是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

严歌苓说，她很爱护士万红，这个不识时务的女孩子平凡的每一天，就在给英雄打针、观察他、保护他的琐碎中度过，这样一个女子，从年轻到年老，在床畔看透了世态炎凉，坚守着她心目中的英雄，却在不知不觉中成就了一条自己的英雄之路。

也就是说，严歌苓想写的是一个关于信仰与信念，纯粹与奉献的小说。但是，与作者预设不同的是，《床畔》中的护士万红，执着的想要寻找英雄张谷雨不是“植物人”的证据，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正常生活。

最后，她的执着已发展为偏执，在她的身上，我看到的不是昂扬的调子，而是一种悲剧的因素，就如同小说中的吴医生所说：“张口闭口都是他！你怎么不谈谈你，谈谈我，我是死是活你倒是也问问啊！”“有了逑的进展！为了他你耽误了自己这么多年，二十多岁就成个白发老姑娘！我都不要了。”“就为他，你头发都熬白了！”这样的话语，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作者借吴医生之口，将万红的悲剧色彩表现出来。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万红愿意放弃与吴医生的爱情，让生命在病房里枯萎？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年青美丽的姑娘，本不应该有早生白发的沧桑，她本应该拥有更灿烂，更有活力的生活。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人物的悲剧性就由此被推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