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是我的邻居，比我大六七岁。从记事起，我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

他的父亲是我村第一批离开土地奔赴沿海地区的人，母亲辗转各村收破铜烂铁，都常年出门在外。爷爷奶奶年迈，两个妹妹尚小。小小年纪，三哥已是家里的一根顶梁柱，屋里屋外，田间土头，全由他来操持。

即便如此，三哥的学习成绩却丝毫不受影响，在班里时常是数一不数二。在我上二年级时，学校搬进新址，开始走向正规化。那时他上六年级，虽然个子矮小，却成了我校历史上的第一个少先队大队长。能担此重任，无疑让人羡慕，然而他却让人到了心生嫉妒的地步，因为与他搭档升旗的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

开学典礼那天，我们开始拥有第一条红领巾,大家都还不知道该怎么戴上去，国旗台上的三哥亦是如此。眼看他左翻右扯，那校花竟直伸双手朝他胸前而去，台下顿时一片沸腾。三哥紧张得手足无措，一下子成了木头人。

那校花在城里念过书，皮肤白皙，穿着亮丽，上台时还会说一口普通话，处处显得与众不同，着实引人注目。三哥因为与其“走得太近”，时常招受高年级男生的各种挑衅。那时，六年级的学生年龄偏大，随便一个起来，都能与老师比高，唯独三哥是个例外。虽然如此，三哥却并未被谁揍过。那时人小，不曾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来，家乡人都喜欢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大概是因为他爱笑的缘故吧。三哥爱笑，遇到谁都是一张笑脸相迎，继而一声招呼，深得村里老人赞许。

作为他的好兄弟，能继承少先队的大业，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那时的憧憬。然而此不及彼，事与愿违，终于苦苦熬到了六年级，我依然还是那个只能任凭女生欺负的角色。

到了这时，三哥已是冒起胡须的高中生。他每次回来，我都会迫不及待地打听高中的一切。他叼着烟，翘起二郎腿，嘴里全是我未曾听过的事情。云雾缭绕间，醉的人仿佛是我，十二岁，我开始发现童年的漫长，开始想奔向远方。

那年冬天，我们最后一次一起爬上村子后山，滚了一个高过头顶的雪球，然后推下山谷。随着谷底一声巨响，我们兴奋得像树上的猴子，捏起雪当话筒，唱起了那时红遍南北的歌。

漫天大雪中，童年，仿佛就此告别。

三年后，三哥高考落榜。回到家，决定外出打工。他母亲哭诉着要他补习，他一言不发。第二天，便沿着父辈的路走了出去。到了广东，经一个发小带领，他去了一处建筑工地上学扎钢筋。此后几年，我们再未见过。

等到他回来时，我已上了大二。再次见面，我们身边都已多了一个人。他对象是隔壁村的，在外相识，渐渐地走到了一起。几年下来，有了些积蓄，便回来建房。

到我暑假回家时，几根柱子已经拔地而起。那天，我去他家帮忙干活。烈日下，三哥汗流浃背，额头成了盐地，拖着水泥袋的手上冒着突兀的青筋。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消瘦了许多，本就黝黑的皮肤，经过几年的打磨，更像是染上了一层钢筋的颜色。

休息时，他拿出自己画的草图，向我指点着房屋的结构和样貌。按照他的规划，三楼外侧留一间不砌墙，用作凉台，可以坐着吹凉风、喝啤酒、望田野与河流。烟从我两人嘴角溢出，袅袅舞动。这让我回想起几年前的场景，他叼着烟，翘起二郎腿，像搞传销一样描述着外面的世界。

国庆那天，隔壁堂兄结婚，一群发小难得一见，围着桌席一场大醉。火堆旁，微醺的三哥靠着椅子，一块块硬茧不停地从双手上剥落下去。此时，他的房子已是三层毛坯。

恶讯就在不久后传来。当时我正在晚间自习，电话是我父亲打来的。第二天赶到家时，三哥已经进了棺材里。

据村里人说，那天刚好封顶。到了傍晚，帮忙的人都已回去，三哥留在上面收尾。天渐渐暗了下来，楼顶上就挂着一颗小小的白炽灯，散发着微弱的灯光。也不知怎的就摔了下去，无声无息。

灵堂外，村里人围着火堆议论纷纷，大家都难以置信。人群里，有几个大婶大嫂不时地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我只能点支烟转过头向别处望去。

上山的时候，天微微亮。黑黑的棺材绕过村里的小路往田野而来，看上去像是从另一个世界穿透出来一样缥缈虚无。越近，越真实，越惊心，让你不得不承认。

这时，我多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些。然而时间何曾眷顾过生死离别？它只管裹着你一路前行。

慢慢地，一切终又归于平静。关于三哥的话题，也随着时光一道而去。而今，只剩下难言的思念，如同那长满坟头的荒草，去了又来，来了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