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表停了。
那块上海牌机械表，是他二十岁那年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表盘已经泛黄，像一枚被时光熏染的旧邮票。他摘下它放在掌心，拇指摩挲着表蒙上的细纹，那些纹路像干涸的河床，记录着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流逝。
“该上油了。”他说，声音轻得像在对一个老友说话。
我是看着他修表长大的。在那个只有十平米的修表铺里，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右眼夹着放大镜，像一只沉默的啄木鸟。螺丝刀在他指尖旋转，比绣花针还要灵巧。那些齿轮、发条、游丝，在他的摆弄下各归其位，像一场微型的交响乐。
可今天，他的手在抖。
镊子第三次从指间滑落时，他沉默了很久。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见他手背上浮现的老年斑，像秋日落叶散落在皮肤上。他试着把那些细小的零件重新组合，可曾经熟稔于心的动作，此刻变得像在解一道无解的几何题。
“爸，我来吧。”我说。
他固执地摇头。那块表被拆开又装上，装上又拆开。螺丝刀在螺丝上打滑，齿轮怎么也咬合不上。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像一台破旧的风箱。
终于，一颗微小的螺丝弹了出去，落在桌角，滚了两圈，不见了。
他愣住了。然后缓缓摘下放大镜，眼神涣散地望向窗外。梧桐叶正一片一片地落，风把它们吹得很远很远。
“我修不了了。”他说。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说“不”。在我记忆里，他修好过邻居的收音机、同事的闹钟、甚至一辆生锈的自行车。他修好过太多东西，却修不好自己的衰老。
我轻轻从他手中取过那块表。表盘上时针和分针静静重叠在十二点，像两个并肩而坐的老人，无言，却懂得彼此所有的沉默。
“没关系，”我把表戴在自己腕上，表带有些松，“以后换我来修。”
他转过头看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在闪烁。那目光穿过四十年的光阴，穿过那些我在他修表铺里写作业的下午，穿过他教我拧第一颗螺丝的那个春天。他张了张嘴，只说了一句话：“螺丝太小了，要当心。”
那天晚上，我在台灯下花了三个小时，终于把表重新装好。当我把它贴在耳边，听见那微弱而坚定的“滴答”声时，眼泪突然涌了出来。
那颗失踪的螺丝，我在桌缝里找到了。它太小了，小得几乎可以被忘记。可父亲用一生告诉我，再小的事，也值得被认真对待。
第二天，我把修好的表戴给他看。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很久。然后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还是你眼神好。”他说。
而我知道，我修好的不是一块表。我修好的，是一个老人对时光的妥协，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告别与承接。
那块表还在走。它走得不快也不慢，像所有平凡的生命一样。可每当夜深人静，我听见它均匀的呼吸声，就仿佛听见父亲在我耳边轻声说——
“别怕，一步一步，总会走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