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营（三）的第四次课，老师延续上一次课，再次强调了政治在文学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必须注意避免另一种倾向的出现，那就是言必及政治，随便什么都上升到了政治，我们同样不能把政治这个词滥用，这样也会妖魔化。
然后，老师继续“社会实践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的第二、第三个议题：文学与经济、文学与艺术。
第二个议题：文学与经济的关系。
粗看这个话题，朋友们很可能也并不一定接受。因为几乎所有以文人自诩者，都受到了自古以来“文以载道”的思想影响。在文人看来“以文载道”，用这种“道”来传播思想，影响世人，甚至是干预朝政，才是正统儒家的做法。在中国古代，甚至到近代和现代。儒家思想、儒学文化都根深蒂固地深入中国文人的骨髓。古代的文人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下，一生以仕途为荣。再加上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朝代，都在奉行“重农轻商”的政策。对于文人而言，连为“五斗米折腰”都感觉是莫大耻辱，更不用说用被他们奉为圣明的文字了。
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现在过去，专业作家是十分鲜有的。要说文人与经济之间多多少少还是存在的一些联系，也就剩下落拓、潦倒到了极致的穷困书生，要靠在街头代人写书信，赚些盘缠钱那种情况了。故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与经济，并不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那样紧密，而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在古人的思想中，优秀的文人就应该是些圣人，就应该像僧人、道士一样“四大皆空”，“不食人家烟火”。
于是，在古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功利性，一直都被埋藏起来了。哪怕这些文圣们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已经陷入极度穷困潦倒，到了有了上顿愁下顿的地步，也还是要去坚守自己的所谓文人的道德底线。
接着，老师用诗圣杜甫和清代著名文豪曹雪芹的事例阐述“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即，即使是穷困潦倒，也要坚守文人的道德底线：不为五斗米折腰。
杜甫晩年生活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但他大部分传世诗作也正创作于这一时期。
仕途遇挫的杜甫晚年在朋友的资助下，在成都浣花溪畔盖了一座草堂（就是今天成都有名的"杜甫草堂"），过了将近六年较为安定的生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等上乘诗作就是这期间写下的。
公元765年，朋友病逝后，杜甫失去了依靠，只好离开成都，辗转多地艰难谋生，终于在次年抵达夔州，同样是在友人的关照下，代管东屯公田，自己也参加劳动开垦荒地，以此维持生计。
杜甫在夔州生活近2年，生活还算平静。期间，他创作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夜喜雨》、《登高》等经典诗作，其中《登高》体现了他这个时期明了世事无常的"澄澈"状态：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曹雪芹的情况也差不多，官场不顺，被迫回到家乡。他因此十分沮丧，甚至抑郁。但是，这段时期的经历也激发 了他的创作兴趣，他开始写诗歌，也看了很多书，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曹雪芹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写了一系列的小 说，如《渔父》、《桃花扇》、《银台记》等。但是他最著名的是《红楼梦》，是在经历了病痛和沉重的心理压力后，最终写出了这部《红楼梦》。《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 也是曹雪芹内心世界的写照，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今天看来，古代圣贤这样的高风亮节，的确值得世人千秋万代去景仰，但是一定要把“文学”与“经济”，断然切割成两个隔离区就大可不必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传统概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二十世纪以来的新中国，在文学领域却存在着一种的特殊历史环境影响，直到二十世纪的50到70年代，大陆文学与商品的关系，还是延续着所谓抗战期间，“延安文学”的“传统”。文学被归结为一种“纯意识形态”，是一种与金钱毫不相干的“精神产品”。比如素来冠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左翼文学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恰恰就在这个方面传承了旧儒学的传统观点，将文学与“商品”之间划分出更为严格的界限。
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文学逐渐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唯一政治性原则。文学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再是面对政治需要的选择，而是面临“市场”需要的选择。各种各样的文字出版渠道，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的民间报刊和出版开始迅猛发展，与文学相关的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这种崭新的社会形势，对于作家和文学创造者而言，既是形成了充满希望的生存空间，使得我们这类人选择的创作道路被重新确立，但同时也构成了新的竞争生存的压力。
从此，文学已经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圣品，而是逐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入市场去流通。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政治文化、哲学文化、宗教文化等，各种同属与上层领域的文化分支与文学的关系，早就成为文学研究工作中备受关注的切入点。唯独经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始终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客观上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愈来愈发现，经济生活正在对文学创作形成极为强有力的渗透。从经济生活的视角，去探讨和研究文学，必然成为一条切实而有效的学术途径。
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历史上最为宽松，最适合于展示个性创作主题的时代，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让我们每个人有足够的表现空间。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环境宽松，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区粗制滥造一些次品、废品和文学垃圾，而是以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用我们的文字去为社会创作美好的精神食粮。这也是我在前面说了那段关于精品的题外话的原因。
文学的本身就是一部历史，然而同时，历史又可以看做是一部文学作品。这二者自身是具备价值的，但又可以用来创造出另一种价值。就好比一只母鸡，鸡的本身具有一种价值，它同时又可以创造另一种价值——鸡蛋。这样的物质，有时候可以创造出一种高于自身的价值。
我们站在新时代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发现文学本身，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物质，但是这个经济物质又必须有另一种经济基础来依托它。解释的再通俗易懂一点，就是文学这种商品的研发人、创造者也是需要经济基础作为一种条件，才有可能去发明创作。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可能让一个生活在衣不掩体、食不果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去完成文学创作。
由此可见文学的创造与经济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经济才能支持文学作为一种商品的发展。
很多时候，当今时代文学作品的内容，可以为作者自身创造出一种难以估量的价值。这种价值绝不可仅仅以金钱来衡量。比如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这个文学奖带给莫言的绝不仅是金钱和名誉，而是不可限量的另一种财富。由此可见，在今天这个新的经济时代里，文学与经济已经建立起一种不可或缺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社会实践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的第三个议题：文学与艺术的关系
我们在很多时候会把文学直接和艺术连在一起来表述为文学艺术，甚至可以将这个词组简化缩写为“文艺”，而实际上文学与艺术是存在许多差异的，并不完全是一种东西。就概念而言，二者是一种从属关系。从专业术语的定义上分析，文学可以表述为一种语言艺术，但是，“艺术”不仅包括语言艺术，同时还要包括行为艺术，以及声乐艺术，等等。也就是说艺术的外延远大于文学。实际上文学是隶属于艺术范畴的一个分支而已。 文学不等同于艺术，而艺术也不等同于文学。
另外，文学与艺术所表现和反应的对象，是存在一定差别的。我们知道文学反映的是社会生活，表达出来的往往是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用来表达的形式也是相当单一的，目的又是十分明确的。
比如中国文学，大多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真善美，或者是揭示现实生活的丑陋与黑暗，而且作品中充实着作者大量个人情感，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与感受。艺术就不同了，艺术也在反映社会，而艺术反映出来的社会，往往比现实更具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相对而言要抽象了许多。我们可以说，艺术反映出来的是一种社会的共性，并不具有浓郁的个人主义色彩。
我们还必须明白更重要的一点，文学是艺术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已经在前面表述过，文学就是语言文化的艺术。不仅如此，文学还在艺术生活中扮演着主角的身份，任何一种艺术的产生，都需要坚实的文学做为重要基础。比如一部精彩的戏剧文化，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前提就是先要有一个好的剧本，一部好的著作。
纵观文学界，我们会发现许多文人作家常常兼备多种艺术，在创作中以一门艺术为主兼顾其他艺术，这样的多才多艺，十分有利于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可以把不同艺术的创作规律或创作理念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最后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任何一种艺术的传承，都是需要借助文字的传承和记载的。由此可见，文学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
仔细去剖析，我们会发现文学不仅在政治，经济以及艺术这三个方面与社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在其它方面也存在着不可分隔的联系，我们就不去一一列举了。总之，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产物，客观上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当然离不开必要的自然环境和必要条件，但是，更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条件。文学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