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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烟云，匆匆过眼；历史长河浩浩荡荡，翻开斑驳的史书，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进步意义重大。放眼今天，仍是砍断血肉连着筋。
我国自1978年恢复高考，几乎每年都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教育的目的在于育人，育人的目的在于成就自己，服务国家和社会。现如今的社会，我们常听到有人抱怨今天的中国教育制度。纵观现如今的国家的教育，在几千年的历史锤炼和检验中已经发展成全面、专业、宽泛、自由、民主的局面。在地域、时间乃至空间上的选择也是大大的便利和亲民化。当然，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教育肯定会存在着某些问题，我们暂且把这些可能存在的为题放在心里。现在我们可以做一次时空穿越，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国，看看秦朝在“人才”的教育和选用上对今天我们的教育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启迪。
秦国原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小诸侯国。秦人是华夏族西迁的一支。其国君嬴姓，传说周孝王在位时，因为他们擅长养马，将他们分封在秦地。而后在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又被封为一方诸侯，这时秦才开始建国，从公元前677年起，秦国在雍建都近300年。秦最初的领地在今天的陕西省西部，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部分。由于地理位置不是很优越，所以一直到战国初期秦国一直都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所以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但是秦国却一直在默默的奋斗着，安静的厉兵秣马，悄无声息的成长壮大。在不算长的时间里秦国实现了质的飞跃。在春秋时期它还是一个非常不显眼的国家，可是到了秦穆公时代已经能直接参与中原争霸，而且成为当时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国家，虽然排不上一流国家，但说它是二等国家已经不在话下。在战国初期，秦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社会发展缓慢，相比较其他诸侯国还是比较落后的。这个落后的形势一直持续到到公元前361年，直到一次历史性的变法改革才让秦国的社会发展发生了质的改变。
商鞅，提起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会太陌生。一位把秦国从落后的国家一点点的拉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伟大的历史性人物。商鞅的出现让秦国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从此秦国开始了它发展壮大的路途。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排的上号的一流大国。公元前246年嬴政登基上位，公元前238年开始掌权，嬴政野心勃勃，雄才伟略。从此开始了他对六国的征服之路。从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国起，到前221年秦灭齐国，至此秦国完成了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雄图霸业。秦王嬴政登基上位，取三皇五帝之名，自称“皇帝”，是为千古一帝“秦始皇”。自公元前221年开始，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此中国历史从奴隶制社会正式进入了封建社会，秦国开天辟地的行为促使秦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秦朝。
秦国能从当初最开始的一个不起眼的弱小的诸侯国而且没用多少年的时间就能迅速成长为一方霸主，歼灭其他国家。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秦国的变法改革，由于秦国对人才队伍的重视和大力建设和培养，打下了良好的人才队伍基础。为以后吞并六国，开疆辟土，实现国家统一和完成国家基础建设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国家根基。所以说，教育强国的路线是必须要走的，还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一个国家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乎到人才的质量优劣。只有把教育做到育人培养人为直接的出发点，才能达到最终优秀人才服务国家的目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商鞅变法。秦国能从那个豪强并出的混乱的时代中脱颖而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了“商殃变法”，使秦国由七国中最弱的一国逐步成长为实力最强的一国。谈起商殃就不能不谈到秦孝公。当年，秦孝公认识到人才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故特意颁布了“求贤令”，而且是面向当时诸侯国并列的中国招贤纳士，广纳人才。完全不计较出身和国籍，做到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正是因为这样一道人性的命令吸引了无数像商殃这样来自于东方各国的多种人才，比如引进商鞅、张仪、百里奚、吕不韦、蔡泽、杜仓、魏冉、甘茂、李斯、范睢等人，其他如荀卿、韩非等也可以算入其列。他们来到秦国之后，秦国奉为“客卿”，秦朝绝大多数人才都是从其他六国引进的。秦王朝统治者有心成为强国，野心促使它寻找人才，而人才为了自己的理想抱负，野心使然，面对秦国近乎无底线的人才招揽政策，拥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是会到秦国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抱负。人才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实行的各种改革促进了秦国各行各业的迅猛发展，这样使得秦国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最终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强大而充盈的物质和人才基础。面对当今教育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们还需要制定出更多行之有效的策略。现在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是比以前优越的非常多了，但是根据国情、人们思想观念、社会发展状况等大格局，大环境却不能拿出一套实用或者说相对应的能符合人们胃口的，让人们主动接受，不抱怨的满意度高的教育培养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创新每年都在进行，最简单的从语数外到文理分科再到文理不分科的自行选择的方式，这样灵活的模式转变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现在社会大环境改变的很快，不想几千年前的慢社会，如果不能从现实的教育实际和社会情况出发，那么就会出现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最终的落脚点会出现差错，也就会导致目的与结果背道而驰。
总之，秦国在引进人才这方面做大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可以说是开创了历史的先河。秦国自此大胆革新，步伐沉着坚定，令出必行，行之有效，一路稳健的走了下去。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君主秦孝公即位。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君主新王上任就一把火，他这一把火就成了燎原之势。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把火不是做面子工作，亦不是乱烧一通。秦孝公是下定了决心要搜罗天下人才，发奋图强。当时他下了一道这样的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或者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就封他做官。”这道命令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只要你有能力，能想办法让秦国富强起来，不管你是谁就让你做官。可想而知，在当时混乱的历史背景下，人才济济都想着能一展抱负。此时，秦孝公这样的一道国家级别的号召，肯定会吸引进来很多有才干的人。
后来有一个卫国的贵族公孙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鞅。因在卫国时得不到重用，于是就来到秦国，在托人引见之后，得到秦孝公的接见。商鞅对秦孝公直言不讳：“一个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注重农业，还要奖励将士；要想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赏罚分明。这样朝廷就会有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听完是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的。可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们却竭力反对商鞅的主张。秦孝公毕竟是一国之主，还是刚刚即位，看到反对的人这么多，怕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就把这次改革的事暂时搁置了下来。等过了两年之后，秦孝公的君位坐的比较稳当了，就立马拜商鞅为左庶长，把国家改革的事项全权交给了商鞅来办。很快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担心老百姓不能信任他，不按照新颁布的法令去做。于是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刚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没人去抗，后来有个人去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马给了十两金子。这就是商鞅“南门立木”的故事。这件事很快就散开了去，轰动了整个秦国。自此商鞅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感，商鞅知道，他的做法已经起了作用，于是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颁布了出去。新法令注重赏罚分明，把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的标准以打仗立功的多少来评判。纵然是贵族没有军功也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家庭，可以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可以这样说，商鞅的做法不会出现任何的漏洞，无论是偏向打仗还是农业生产，都有利于秦国的发展进步。秦国自从商鞅这次变法以后，不仅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同时也变得强大了。
我认为对比秦国的人才任用和选拔上面，我们国家在教育上没有体现出多元化的教育模式。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我国在教育上的改革开始趋向多元化人才的培养模式，不再像之前上学考大学找工作的流水线的单一模式。教育是国家人才培养方式和国民素质提升的途径。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承载着悠久的文化底蕴,秦国“任人唯贤”的求才模式为秦国的人才队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民主渠道，人才的广泛聚集，为秦国开疆辟土，国家巩固立下了软实力。在今天，这样的模式应该更加宽泛和自由。今天,中国的教育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多次改革创新,革故鼎新，为的就是培养出能适应环境、有益国家发展的人。
还记得小时候，经常听爷爷奶奶或者老一辈的人说好好上学考上大学就能当官。这个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因为我国那个时候还没能完全从传统的科举制度中走出来，多少还是有些历史糟粕残留的。那个时代人们心中和现实中做官就是要好好读书上学，考上好的大学那就是惟一出人头地的方式。当然，相比较古代科举制度，那个时候的教育以及不再拘泥于像八股文之类的死板模式。古代科举制度在国家层面上是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政权巩固、人才管理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惟一的途径也行。这里面，国家管理层的重要性是不用说的。因此，管理层的各级官员如何形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于最高领导人以下的各级管理人员的形成，很早就开始了制度化的尝试。经过历史一次次的反复试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行之有效的一套官员制度。在这个进程中，秦国对于官员的选拔，或者说秦国的人才观念，对于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对于现如今我们的教育制度来说，九年或者十二年义务教育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稳定我们人生发展的手段，合适一点可以叫做渠道。因为我们虽然都需要上学，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受教育，虽然说是义务教育。现在的我们有更多的生存甚至人生的发展方向。但是鉴于目前社会的发展，受教育也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过程，我们把它看成一个过程，那么我认为现在这个过程的普及率还需要提升。
我们再回到秦朝之前的周朝。周朝是封建制度，虽然周天子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他的权利也只是和诸侯国一样的层面，因为诸侯国内部事务，大都由诸侯自行管理，没有特殊情况，周天子也是不能干预的。周天子的朝廷有一套自己的官员、军队，诸侯国同样也有一套自己的官员、军队。诸侯国的官员由诸侯自己任命，周天子并不能干涉。这样的情况换句话说等于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家庭中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一样。两千多年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一句话叫做：“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到今天仍然被人津津乐道。现在也有人说联邦、邦联之类的西方政体，实质上与周朝对诸侯国的间接管理意思差不多。有人说，欧洲的这样的体制是近现代民主的开端，但是我认为，比欧洲早两千多年的周朝，其实就已经是这样的制度了。欧洲最早也就是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才开始实现这种转变的，一个个崛起的大国，都是逐渐打破这种封建制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结果。所以应该说，中国人做这件事情，从从秦始皇算起，这样算的话比欧洲早太多了。正因为这样，近代很多欧洲国家在完成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中，都非常仰慕中国的做法，并且虚心地向中国学习借鉴。惟一的差别就在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是农业社会，欧洲近代的社会基础是工商社会。两者碰撞后，中国在财富实力上输给了对方。所以当时的社会形态决定了当时人才的流向和发展。
我们再看教育制度在那时候的表现。周朝的官员制度是由政府开办的学校培养人才，优秀人才被选拔然后被政府录用。但是，由于古代社会财富有限，以及在观念上的局限性，再加上教育普及程度不够，因此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能力和机会。所以这就造成了周朝学校受教育的对象几乎都是贵族的现象。也就是说，周朝的贵族子弟在某种程度上有权享受教育，并且还有当官的机会，但是相反，平民就很难享受好的教育，步入仕途更是没有。欧洲的封建制度直到启蒙运动之前，一直是这样的教育和人才选拔方式，平民没有受教育和当官的机会。而在中国，平民享受教育机会，是从从孔子开始的。但是，从受教育的平民中选拔官员，则在孔子以后才开始比较普遍地出现。这也是孔子在世的时候，因为超前时代而常常不得志的原因，因为孔子的个人思想超越了时代的发展。之后发生重大的转变是从秦国开始的。秦国勇于打破壁垒，从平民中选拔人才当官，实行最为彻底的就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可能秦国本身的教育状况决定了秦国与其他东方国家的不同，因为它自身就是一个缺乏教育基础的国家，但是，秦国很清醒的看到了自己国家的现状并且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当东方诸国都开始按孔子的民间教育模式培养人才的时候，秦国实施的人才方针就是招纳天下人才，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出身如何，只要你有才能，能让秦国富强，秦国都表示欢迎，并加以重用。招揽来的人，当时的秦国称之为“客卿”。这在前文已经说了。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秦国这样几乎来者不拒地招纳各种人才。如果没有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才，秦国不会强大。我们今天的教育在门槛上已经低的没话说了，学校、设施、环境都允许我们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当时各国人才的纷纷涌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朝的官办学校由于服务对象单一，不能进行大众化的教育，所以很快就开始衰落退步，这时民间教育便大行其道。孔子是其中代表人物，很多人都模仿孔子的方式，积极招收学生推广教育。只不过由于个人的学问程度和主张观点的不同，教出的学生水平质量也不尽相同。比方说，传说中的鬼谷子就教出了几个著名的学生，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后来他们成为了纵横家和兵家的代表人物。这种民间教育方式的出现，使得很多平民都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终于打破了周朝封建制度下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的传统教育模式。无论是国家教育还是民间教育，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自己想要的教育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任意为之，纵然民主化，自由化的程度很大，但是有些教育还是需要我们个人努力实现的。孔子说：有教无类，是也。而这些平民学生为了通过教育而获得前程，读书的刻苦程度远超于贵族子弟，像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这些故事，虽然发生的时代并不都在同一个时期，但是，它所反映的读书刻苦精神，却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再看今天的教育，我们受教育者的努力程度相比古人着实逊色很多。纵使是两个相对来说对等的时代，教育的自由和民主化下，古人接受教育的心态还是要高于现在的。在这点上，我们今天的教育还要思考，教育改革不是只要把教育搞好了，主观上搞得很好，可是被动的受教育群众却和教育现状不对称，这也是一个大的难题。
既然有教育，就会有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问题。古希腊有一群诡辩家，发展出几个著名的悖论，如“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之类，这些诡辩家之所以能够出现，原因就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优越性。民主制度需要人们说话的自由，于是辩论就产生了，辩论术也就成为了诡辩家教学的内容。然而他们并不在乎辩论内容的真伪、合理性，或与现实的关系，只在乎在辩论技巧上战胜对方。这种传统迄今为止在西方的教育和社会政治实践中依然大行其道，例如西方在中小学就有辩论队，辩论队成员前途要比别人好。这个事实说明，为了社会的现实目的，教育的功利性很早就出现了。中国在战国时期，充满功利色彩的学问和教育也很普遍。像法家、兵家、纵横家之类，功利色彩就很重。相比之下，孔子的儒家教育，功利色彩较淡，在功利色彩浓厚的教育内容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对自己学以致用的要求，也表现出明显的急功近利，学习的目的为了做官发财，变成学习投资的回报。其实，那个年代很多读书人，并非全是儒家学生。在读书学习的内容上，以至于学成之后的应用上，都充满了一飞冲天的渴望。在这个问题上，秦国与东方国家表现是不同的，因为秦国自身的文化比较落后，封建制度又破除得更加彻底，所以，秦国对于来自平民的人才，没有多少限制。上文提到的秦国客卿，都是平民出身，并且官拜高位。其他国家和秦国不同，这一问题在东方各国却有着不同的体现。我们所说的战国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他们也和秦国一样招纳各种人才，所谓门客、食客，都是他们眼中的人才，他们养士千人，人才队伍的规模体系庞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各个国家招纳人才，为了国家的发展富强，而人才队伍也注重现实功利，所谓鸡鸣狗盗之徒，就是这样的体现。秦国与东方各国不同的是，优秀人才在秦国，可以直接做高官，因为当时秦国的封建贵族世袭等级制度已经被废除；而在“四公子”手下的人才，永远不可能超过 “四公子”本人，因为，四公子本身就都是贵族，这同时也是东方各国改革不彻底的造成的结果。其实我们的教育制度本身也是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的。我们在小学时代以分数高低来评判一个学生的优劣好坏，家长们为孩子报考各种特长班；中学时代以分数定高低的现象不减反增，认为分数高就可以考上好的高中，大学，忽视了除了智力之外兴趣爱好，社会实践；在十几年的努力之下考上大学，一心选个好专业，想着毕业之后找到一个金饭碗工作；公务员每年的报考名额数目之众可见人们对于名利官权的追求程度。我国教育制度还是没能摆脱求学，学好，找好工作，当官发财的功利化目的。现如今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不再像古代那样只有一条好的出路可走，我们有着很多的路要走，功利化的思想只会让我们迷失自我，耽误了实实在在的人生。我们没有必要万人挤着过那么一根独木桥，这样的话这根独木桥会断裂，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根独木桥确实改换换了，就算是撤掉也不是不可能。
“唯才是举”的提法出自汉朝灭亡时期的曹操，但是，“唯才是举”的行为，最早就是秦国的人才原则，也是在秦朝彻底的实现的。这个人才任用的实质就是，在一个广泛平等的平民化社会里，官员的选拔只有一个标准：才能。出生、国家这些先决条件已经没有了，可以说是无底线的人才招揽。所以秦国在实施这个人才原则的时候，要比东方六国要彻底得多，所以这就造成当时天下的很多人才，大多都以投奔秦国为目标。很多出自平民的读书人，也都抛弃自己的国家来到秦国。他们之所以选择秦国而放弃母国，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封建制度的秦国，他们会更有前途，这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李斯。当秦国发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是来自东方国家的间谍时，有人建议把所有客卿都驱逐出境，但李斯重视客卿以来对秦国作出的巨大贡献，最终没有使这个驱逐政策得以实施。我们由此也可看到秦国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的人才政策的不同和优越性，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倒退现象。但是，“唯才是举”的策略也有其短板，也存在危害性。在社会竞争激烈的年代，国家所需要的才能，个人在与他人竞争中能够胜出的才能，这样使得秦国招纳的人才很多都太注重个人利益，容易使人急功近利，要求立竿见影，马上见效。所以一些具有长远性的政策往往被忽略。而且，只考虑才能，不重道德，他们虽然发挥自己的卓越才华，虽然他们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自私自利，以个人利益为重的道德原则，反过来到最后也伤害了秦国。当一个国君脑子清醒时还好，这样还可以制约他们，但是当国君昏庸或鞭长莫及时，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再看那些客卿们，可是说，秦国的很多客卿结局都很悲惨，不能不说是他们缺乏道德、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虽然他们不是直接导致秦朝走向灭亡的因素，但是秦朝的迅速灭亡，很大程度上也与他们有着必然的联系。
总而言之，秦国开创的从贵族教育到平民教育的模式转变，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同时也是中国乃至在世界教育和人才选拔的历史上也有着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人才选用从官员世袭到平民选拔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秦国到秦朝，也只完成了阶段性的进步，在选拔标准上，因为太简单化而存在严重缺陷，甚至是危害。秦国“唯才是举”政策的恶果，在吕不韦和李斯两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这样的历史性的一个转变和发展，给我们今天的教育上了一堂很受用的课程。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分数、成绩、能力，道德和能力产生冲突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最大的危害。如果让我选一个人，那我宁愿选择一个无能的但是有素质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力强但素质低下的人。现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我认为实施的力度还是不够，像古代诸如秦国那些功利心很强的人仍然存在，他们往往把素质和道德看做绊脚石，为了追逐金钱和权利，还是会放弃道德素养。教育的目的改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或许正因为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素质教育的实现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自身修养与提高，特别强调自律，自我修养。孔子曰:“为仁由己”，又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讲的都是自我修养，而且认为自我修养是人一生的事，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中国传统道德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许多内容渗透了封建思想，但是其中有许多精华，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人类共有的品质，具有普遍的人性。
自古就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之一，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一个产生的如此早的国家一直兴盛至今，一定有什么重要的因素在扶持着她久盛不衰，这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文化对人的直接作用则体现在对人的教育上。教育着社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中国历来重视教育，视教育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定的命脉。因此中国很早就把教育纳入为国家的事业。《大学》中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然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教育就在于格物致知，修身养心，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把个人的学习同国家兴亡的命运联在一起，这是中国教育的传统。虽然当时是对统治者所言的，但历代知识分子都把它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秦国所处的那个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长大之后有个好前程。而我们现代的教育目的也是一样，都是为了自己之后的前途。至于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之类的话是个活话题，我们暂且不说。但是秦国所处的那个时代，国家发展需要人才，可以说是急需人才，当时的人才出路不像现在多元化。那时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展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进而成就自己的人生。
简单说一说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与现代高考有很多相似之处，科举制可以从更早的历史中借鉴学习选拔人才的经验。我们把历史快进，再看现代的教育制度。在现代的教育上是不是也可以参考秦国的人才改革和选拔原则上为今天的高考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呢？吸气精华，去其糟粕。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育才，有利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民族振兴。我们都知道，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服务。现代教育制度在各方面的设施很完善，但是在人才培养上却大打折扣。好的教育往往却培养不出来优秀的人才，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国在教育上的探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