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下》13：“知行合一”从何说起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与齐宣王的这段对话，最容易让人想到公都子所说的“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自己辩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们看他与齐宣王的对话，哪里有分毫的不得已，有的只是机敏和犀利。
所谓“时来天地如同心，运去英雄不自由”，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世学者越来越将为学与个人做人之间的关系拉扯开，“学问”渐渐变成与个人为人处世没有多大关系的外在附丽。即便以“圣人之徒”自诩的孟子，也无法逃脱这一趋势，甚至他自己身上，也染了相应的习气。只不过“圣人之徒”毕竟是圣人之徒，受到的影响小些，改进的力度大些罢了。
什么是“今之学者为人”？在齐宣王身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孟子假设的第一个情境——“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说到底就是为人能否忠于朋友所托的问题。也就是曾子所反思的“为人谋而不忠乎”，子夏所说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也就是孔子所强调“主忠信”。
当孟子问遇到这种情形该如何做时，齐宣王的态度异常果决——“弃之”。
孟子假设的第二个情境——“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论语》中写“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也就是说，柳下惠做这个官时，三次被罢黜。可见，这是个不那么好当的官儿。在这里，“士师不能治士”，说到底就是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无力忠于职守。
齐宣王对这种情形下应该如何做，依然干脆果决——“已之”，也就是坚决、果断的罢免他。
孟子进一步往下追问“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意思是说作为诸侯王，不能治理好四境，其实和不能忠于朋友信托，应当“弃之”的王臣没有分别，和不能治士理应被“已之”的士师没有分别。
到这个时候了，齐宣王当然知道孟子在说自己，只能兑迷瞪——顾左右而言他。
一千多年后的王阳明为什么要大声疾呼“知行合一”？恰是从“今之学者为人”起，学习者便开始如齐宣王一般，将所学和自己的为人处世分离开来。所学的那些东西，完全是用来框定别人的。说到别人时可以毫不犹豫的“弃之”“已之”，到了自己头上，便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
为什么要强调“知行合一”？
一、“知行分离”之“知”一文不值
对于学习者而言，“知”是什么？是他人行动的经验。学本来是应该“为己”的，也就是学习他人行动的经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过好自己的一生的。偏偏多数人像齐宣王那样“大公无私”，总是用学习来的他人行动的经验，去评价和框定他人。
客观来讲，能解决自身问题的学问才是真知、真学问。假定有个很好看的“学问”存在，它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对自己而言，又有什么用呢？
“知行合一”的“知”，才是真知，真学问，除此以外的，都只能算是谈资，没有具体的用处“知”说到底一文不值。
二、“知行合一”之“知”效用在“我”
“知行分离”之“知”一文不值，所以，齐宣王知道的“信义”和“责任”，丝毫无助于他治理好齐国。用王阳明的观点看过去，齐宣王并非真知。
齐宣王所知并非真知，可能还容易理解些，我们难道能说孟子所知也非“真知”吗？如果孟子是“真知”的话，孟子的“真知”为什么没有在齐宣王身上起作用？
说到底，“知行合一”之“知”效用在“我”，也就是说“真知”只发生在“我”身上。
孟子可以说服齐宣王，说得他哑口无言，说得他顾左右而言他，却无法将自己的“真知”输送给他，“真知”只能自求，“真知”的效用也只发生在“我”身上。
孟子后来感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乐事，也算是痛定思痛的领悟，逮着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这些诸侯王一通教育，自己的“真知”最终也没能转换成他们的真知，自然也无法在一统天下上发生效用。教育归教育，也得看教育对象是不是那块料。相比于孔子的“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孟子显然还是急躁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