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王安石相差两岁，两人都聪颖好学、少年登科，也都心怀天下、忠君爱国。他俩既是秉性耿直的诤友，又是朝廷新旧势力的代表，既是相互欣赏的文坛偶像，又是充满宿怨的政治对手。他俩一生交织，恩怨情仇！他俩的关系，用孔夫子的话可精确概括为：君子和而不同。
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年少时，他因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年老时，他因编著《资治通鉴》名垂青史。作为旧党核心，他一生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在任宰相后彻底推翻了王安石变法。
民间有个传说，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政见上水火不容，是因为司马光小时候砸了王安石家的缸。历史学家经过认真考证，已经明确，这只是个传说。司马光小时候的生活规迹跟王安石没有任何交集，并且还考证出司马光砸的是亲戚上官尚光家的缸。
司马光和王安生最早在京城为官时认识。在相处一段时间后，司马光对王安石评价甚高，说他“才高学富、议论高奇”、“刚直不屈、友爱诸弟”。而王安石对司马光也由衷佩服，视同兄长，敬重其“操行修洁、博知经术”、“文学行治、有称于时”。这是两人相互了解之后产生的真感情。
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和王安石有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两人都“不爱官职，不殖货利”，也就是说两个人都淡泊名利，对金钱根本不喜欢。这两人还有几乎一样的生活习惯，都不喜欢饮酒，也讨厌声色，生活简朴，远离奢靡。而且都喜欢读书，看见好书总是爱不释手。人们常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俩相互“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住的房屋，都在一个院子里，成为彼此的邻居。
嘉祐年间，司马光、王安石、韩维、吕公著四人共同担任皇帝的文学侍从，四人特别友善，一起修录国史，一起赏花钓鱼，一起赴宴题词，一起沐浴游嬉，过着充实快乐的生活。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嘉祐四友”，共同享受着人们的赞许和羡慕。
既然两人关系这么好，司马光为何还要铁了心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这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1067年初，不满20岁的宋神宗即位，他雄心勃勃，锐意进取，看着死气沉沉的满朝文武，宋神宗决定采纳王安石的建议，进行变法。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当他发现变法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时，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说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人如其名，是块硬石，性格固执，丝毫不听劝说，坚持己见。两人在变法问题上针锋相对，并因此绝交，在敌对的阵营各自为首。后来司马光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局面，便请求调离权利中心，到洛阳专心修史。
王安石后来因政治压力辞去相位。1085年，哲宗即位，由于年纪太小，由高太后临朝执政，司马光受到重用。他一上台即废黜新法，从此王安石无东山再起之日。
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关系破裂，但两人只是政见不同，并无个人恩怨。两人只有为国为民之心和君子之争，对对方的人格始终保持敬重。王安石当权时，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司马光一口回绝道：王安石无任何私利，我为何要这样做。当反对变法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为其撰写墓志铭，期间有讽刺变法的言语，有好事将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以为这样可以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其挂在墙上，逢人就夸：“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公元1086年4月，王安石病危之际，时任宰相的司马光也已病魔缠身，他派人到王府探病。王安石声泪俱下道：司马光才是我一生的知己啊！这年夏天，司马光在京城听到王安石去世的消息，非常惆怅，评价6个字：不可毁之太过。同年，司马光也去世了。
话说盘古开天地、破混沌，成万物，万物相生相克、相辅相承……。王安石和司马光绝对是老天爷有意创造的一对欢喜冤家。他俩用一生的爱恨情仇，共同书写了属于那个时代精彩丰呈的历史！另一方面，北宋时期无论是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道德人格、文章视野方面，都是一个多元和包容的社会。而这种多元和包容，才是我们现代人认识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具价值的地方。
